的民间形象、文学形象是极差的，其历史的口碑几乎可以与纣、桀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在成王败寇的价值意识框架内不大可能有好的评价，尤其是后续的是一个盛大的，其光芒不仅将隋之强盛完全笼罩，而且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代隋的合法性与隋之非法性。“二十四史里的，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鉴不远’”。[1]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以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其意味深长。如果不是隋炀帝，而是他的后代造成的乱局，最终被唐所代，隋炀帝的评价可能会类似。如果隋在他之后可以有百年之基，他甚至可以与媲美。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实际上也不提倡这种类比。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历史的特定的环境，看似相似，实则千差万别。但有一条，隋炀帝的历史真实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见得那么容易还原。黄仁宇说炀帝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并举例说，他垂青于汉血马，为了能够自产自销，他放牝马3000匹于草原，以此说明炀帝想象力的丰富与创造性的思维。[2]在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的背景下，踏实、谨慎似乎永远是没有错误的，或者说不会出错的，而创造力与想象力往往不是政治家、皇帝的素质。在农耕文明中，在思想与观念领域这种创造与突破是很危险的。农业生产的技术几千年前已经形成，并逐渐积累。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思想意识与观及其典章体制也形成并逐渐积累，没有外力很难改变。有了外力，也同样很难改变。因此，作为皇帝即一个国家的家长应当是敦厚谨慎的，如同刘皇叔的文学形象那样。所谓的“大有作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生态或生态。因此，即使处在边陲的秦国，商秧的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积累起统一中国的资本，但秦人在享受着变法带来的好处时，却将商秧置于死地。秦始皇的统一有着开创性的丰功伟绩，却以暴君的形象遭世人批判。隋炀帝也是一个好大喜功，有为而治的皇帝，其历史功劳恐怕没有几个封建皇帝可以媲美，但却是历史上的昏君、暴君。他修建的运河至今仍然在使用，他所推广的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种全面公开、相对公平的考试与选仕制度，既为下层人士上向流动提供了机会，也为国家提供了栋梁之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为可靠的中坚力量。我们今天在赞美运河，评价科举，赞美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唯把决策者打入冷宫，但如果没有决策，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大运河的出现。虽然运河是有的，但不是今天这样的运河。当然有人拿修建运河的目的说事，这值得研究，但须建筑在史实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说修建长城的目的，营造石窟、修建所谓故宫的目的又值得推敲与玩味乎?因此网上有一篇力挺隋炀帝的文章，很有“反潮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