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读。
大唐名相张九龄对安禄山的评语是“外若憨直,内实狡黠”,所以在审问安禄山营州兵败一案后向玄宗谏言: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但唐玄宗并没有采信张九龄的谏言,其原因不过是张九龄当时已经不再受宠,而且被安禄山的表象给迷惑了。其实看出安禄山这种性格的人还有李林甫、杨国忠和满朝文武大员,但他们为何没有再谏言玄宗以绝后患呢?
这与天宝年间的政局息息相关。天宝中期,朝政把持在李林甫的手中,而李林甫针对安禄山的性格自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他时时刻刻地在磕打安禄山,让他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因此在李林甫没死之前安禄山即便是有反心也是夹起尾巴做人。而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李林甫那样权谋智慧的杨国忠,当然不会被安禄山当成对手。
玄宗没有底线地宠信安禄山导致其权倾朝野,天宝十年的时候已经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大唐建国以来外姓的武将封王者只有安禄山一人。安禄山位极人臣,一家老小也鸡犬升天,十一个儿子都是玄宗赐名并分封官爵,这种权势无人能及。
因此,当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祸心便开始膨胀了,而满朝文武即便看出他有反心也不敢冒死谏言,都怕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彼时朝中也没有了敢于死谏的能臣贵胄,而惶惶老矣的玄宗早已昏聩日久,对安禄山无下限的宠信无非是“以胡制胡”的策略,所谓的帝王之术而已,却没想到养虎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