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施、貂蝉、王昭君三位都因貌为国用而以“德貌双馨”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 而杨玉环作为亡国之君的宠妃与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一样无德可言, 却又因何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呢?文章以为全凭白居易的《长恨歌》一诗。

如果是从中国古代女人中只选出了三大美女, 不会让人困惑。因为西施、王昭君、貂蝉三位都曾为各自的国家或王朝贡献了青春和美貌, 从而以“德貌双馨”的理由入选, 谁会争议!可偏偏杨玉环与德无关———她不仅没有为国家建立过尺寸之功, 而且还媚惑得唐明皇与她“春从春游夜专夜”以至于“从此君王不早朝”, 甚至使唐明皇严重不顾赏罚之度而将她的美貌跟为国建功立业的元老勋臣们的赫赫功绩相提并论, 从而获得“姊妹弟兄皆列土”的待遇, 甚至她那个草包堂兄杨国忠得益于她的被宠幸而最后竟官拜右丞相之职, 兼领四十余职, 并专判度支, 还不以此为满足, 还要贿赂公行、公权私出、结党营私, 一时权倾朝野, 结果引发安禄山、史思明的不满和叛乱, 使国家又一次经历大规模的“尸横遍野, 流血漂杵”, 弄得唐明皇连皇位都丢了。而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不也正是像杨玉环这样以“美色乱政”而被指为“红颜祸水”的吗, 为什么到了杨玉环这儿不但会幸免, 还进而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是不是因为杨玉环一定比妺喜、苏妲己、褒姒长得美呢?

可惜都没有留下玉照, 而从客观效果而言, 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三位君王同样分别被妺喜、苏妲己、褒姒媚惑得神魂颠倒、糊里糊涂, 使他们都做出了很多荒唐之举来。《国语·晋语》上说:“妺喜有宠, 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比”是什么意思?就是《列女传》所说的“听用其言, 昏乱失道”, 就是将妺喜比为贤臣, 唯其言是从。不仅如此, 还以其癖好为国家头等大事而因妺喜乐闻裂缯之声, 于是举国之缯为其听用。而夏桀王为了最充分地纵其欲、逞其情、畅其意, 据说还凿了一个大池塘, 注满美酒, 与妺喜和宫女在酒池中一边划船一边随意取饮, 欢宴无度, 不计昏晨。那殷纣王做得与夏桀王很相像, 也是唯妇人———即“妲己之言是从”, 为惩治不服者便设了虿盆、炮烙之刑。比夏桀王更有创意的是, 他除了同样“以酒为池”以外, 还“悬肉为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间, 为长夜之饮”。估计褒姒是个非常冷僻孤傲的美人, 那些被妺喜、妲己玩过的把戏吸引不了她, 于是周幽王绞尽脑汁而终于想出了点燃峰火台的妙法, 褒姒每当看到天下诸侯们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纷纷、心慌慌、满脸风尘、神情庄严地赶来京城保驾卫国的混乱情境, 才会微微一笑。为了这一笑的福乐, 周幽王重复使用他的这种过于隆重、过于奢侈的玩法, 以致当敌人真正打来时, 烽火台的烽火失去了报警的作用, 周幽王便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于是西周灭亡了。瞧瞧, 从媚惑功夫而言, 妺喜、苏妲己、褒姒都不比杨玉环差, 那么, 凭什么认定杨玉环一定比妺喜、苏妲己、褒姒长相更佳呢?无论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还是唐明皇, 其后宫都有为数不少的从全国女子中千挑万选得来的佳丽, 却都专宠某个女人, 那么, 这些“某个女人”一定都不是凡凡之辈, 谁敢说杨玉环一定比妺喜、苏妲己、褒姒美艳呢?可是, 后世之人对于她们的看法、评价和对待方式却大相径庭, 前面三位是被人唾骂的“祸水”、“狐妖”而唯有杨玉环却成了后人同情和歌颂的对象, 并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到底凭什么?

凭什么?全凭的是白居易的一曲《长恨歌》。

不错, 李白写过赞颂杨玉环的美貌的清平调词三首, 说云如何希望自己变得像杨玉环的衣裳一样多彩多姿多飘逸多变幻、花如何希望长得像杨玉环的容貌一样妖娆娇艳而灿烂, 杨玉环的长相如何与瑶台的仙女、月中的嫦娥有得一比等等, 但这是钦命下的笔墨、威势前的恭维, 凭此无法使杨玉环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杜甫也赞美过杨玉环的靓丽, 说她的光艳可以使“苑中万物生颜色”, 但这首《哀江头》所感叹的实是人生的无常、世事的难料和良辰美景的易逝, 杨玉环的美丽在这里只不过是使人赞同他的观点的依据而已, 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看法而不是杨玉环的容颜, 从而也无法成为杨玉环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条件。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不同, 它不仅描写了杨玉环的美艳, 而且:第一, 将荒淫误国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唐玄宗李隆基一人, 从而在这首长诗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完成了对中国几千来的“红颜祸水”论的全盘否定, 而这, 无疑是极其合乎情理的, 从而只要认真阅读了这首诗, 任谁都再也没有理由认为杨玉环是祸国殃民的祸水;第二, 它巧妙地将李、杨关系处理和确定为爱情关系, 而爱情永远是美好的, 是人类永恒称颂的, 拥有爱情的杨玉环自然也就会成为人们同情、肯定和歌颂的对象;第三, 正如清代学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所说的, 这首诗具有“刺心透髓”的力量, 谁认真阅读这首诗, 谁都会难免要被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温婉细腻、透辟真切、摄人心魂的笔力和情致所征服, 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白居易对于杨玉环及李、杨关系的态度和观点。

其一, 与历史上将夏、商、西周之灭亡分别归咎于妺喜、苏妲己、褒姒不同, 《长恨歌》将荒淫误国的责任完全归于李隆基。《长恨歌》开篇就言道:“汉皇重色思倾国, 御宇多年求不得。”这是直言李隆基重欲好色, 为得美女而四处寻觅、八方渔猎已有年多年, 可是始终找不到合乎自己心意的美女。既然他是如此地重色而苦求, 那么, 一旦得到, 在他欢天喜地、喜不自胜、得意忘形之余做出些什么出格、荒唐的事来, 也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所谓“有因必有果”嘛, 有了“重色”、苦求的因, 那么, 产生“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沉沦、出现“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痴迷、做出“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妄为, 不正是自然而然、合乎逻辑的吗!

无论杨玉环也好, 妺喜、苏妲妃、褒姒也罢, 哪个女人不想得到宠爱, 而在传统的中国, 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男人们的作为和事业, 与女人们又有什么关系, 没有人给杨玉环讲授过帝王道、治国论、政治学, 她怎么知道李隆基的如此作为会惹来亡国之祸!即便懂得这一切, 也未必能有效地劝阻和制止, 谁敢忤逆一个狂妄的暴君的意志和欲求!从而一个王朝兴也好、衰也罢, 与女人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理由将一个王朝的覆灭非得要归咎于某个女子的美色呢!白居易说得多好,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白居易的观点和态度很明朗:第一, 杨玉环的“丽质”是“天生”的, 是上天惠赐的而非她自己自由选择的;第二, 天生的丽质是自然天成的, 与一个人的骨肉一样是天造地设的, 不是可以任意丢弃和隐藏的。做这样的强调为了什么?明显是为了在李、杨关系方面再强调指出一个因, 并指出这个因是天然的, 从而是“不依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 由于这个因而无论产生什么样的果, 都不能认为拥有这个因的个人存在什么主观故意, 可以负什么责任。

就这样, 《长恨歌》一开章就强调了两个因:李隆基的“重色思倾国”和杨玉环的“天生丽质难自弃”。而就这两个因来说, 前者是可以调理和改变的, 只要李隆基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肩上的重担, 只要考虑到天下太平、国体安稳、百姓安居乐业比自己拥不拥有一个美女陪伴要重要得多就可以了;而后者作为一种器质性的原因, 则是无法调理和更改的, 除非一个人能够预见到自己的容貌将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而自我毁容, 而杨玉环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常人都不具备。

李、杨关系作为引起安史之乱的原因, 李隆基所代表的方面作为心理的一面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 而杨玉环的方面则由于代表生理的一面, 从而是不能选择和改变的, 只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 谁对谁错、孰是孰非, 也就一目了然了。事实的确是:杨玉环美貌天成, 无法自弃和掩饰、隐藏, 自然会被目睹之人所惊异而四处传扬, 必然会被“重色思倾国”的李隆基以帝王之力发现和搜求到, 必然会被好色的李隆基所宠幸, 由此而发生些什么事, 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任谁也不会认为杨玉环可以负什么责任。

其二, 《长恨歌》通过对杨玉环美貌的描写来获得人们对杨玉环的好感、喜爱和接纳。《长恨歌》一再强调了杨玉环的美艳, 如除了说她“天生丽质”以外还写她“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肤花貌参差是”、“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通过这些诗句人们可以想象杨玉环的美:皇帝后宫里的女子, 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佳丽”, 可是与杨玉环相比, 则都暗然失色, 只能被人忽视!“天生丽质”还只是静态方面的美, 杨玉环还具有一种流动的旋律一样的美--“回眸一笑百媚生”, 一媚难得, 何况“百媚”, “百媚生”的韵致一定具有光焰四射、炫彩灿烂的效果, 令人不可直视!再近距离看看:她不仅“雪肤花貌”, 而且肌肤如“凝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肌肤?那一定是晶莹剔透的、美玉一样的肌肤!即便在她伤情的情况下, 也如“梨花一枝春带雨”那样透射出圣洁和清丽的袭人光芒!她还是“娇无力”的、轻盈的、柔媚无限的, 洗浴后、醉酒后更显云软水柔, 看着她, 谁不起怜惜、维护之情!

如此这般, 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不仅是美的极致, 而且比处子还显得冰清玉洁, 谁忍心将这样一个可人儿与“祸水”联系在一起!

其三, 《长恨歌》通过将李、杨关系定性为爱情关系的方式来拯救杨玉环于“红颜祸水”论的绑架。李隆“重色思倾国”是事实, 杨玉环本为李隆基之子寿王瑁的妃子是事实, 这两大事实只能使人们把“从此君王不早朝”、“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现象当作李隆基好色的铁证而把“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的现象当作杨玉环在色与利的交易中得来的好处, 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当作色与利的交换关系。而只要认定李、杨关系是色与利的交换关系, 李、杨关系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庸俗、肮脏、令人鄙视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动乱, 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 习惯于为尊者讳的国人, 只能掩盖掉李隆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罪过而把全部的过错都堆积在杨玉环的身上, 使她也必然地成为“红颜祸水”论的牺牲品。

那么, 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这是无从考证, 不可琢磨的。因为爱情这种东西是一种听之不闻其声、观之不见其形的纯粹的精神现象, 往往连当事者自己都分辨不清, 何况是外人!而且强烈的情欲、战有欲往往比羞羞怯怯的爱情更像爱情, 而且狡猾的人类对于爱情是可以伪装的。而从《长恨歌》所描写的两种现象来看, 李、杨之间是不存在爱情的。如:第一, 从“姊妹弟兄皆列土”而毫无迹象表明杨玉环曾经努力拒绝过如此严重失当的封赏的情况来看, 杨玉环并不爱李隆基。因为, 她如果真爱李隆基, 那么, 应该多为对方———李隆基着想, 在接受如此失当的封赏时应该对其后果有所顾虑和不安, 但无论从《旧唐书.玄宗本纪》看, 还是从《长恨歌》的表述看, 对此杨玉环都未曾表示过丝毫的顾虑和不安;第二, 从“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的惨状和历史事实来看, 李隆基对于杨玉环是没有什么爱情可言的。因为爱情关系不仅是男女之间精神上的一体性关系, 而且还是表现为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的一种关系, 从而面对死亡时, 有爱情关系的人们之间都是争先领受, 而不会像李隆基这样眼睁睁看着杨玉环被其将士活活缢死而不作为。他作为一国之君, 如果肯将一切的过错揽在自己身上, 六军将士自然也就奈何他不得, 马嵬坡上香消玉殒的事件也就不会发生。可是, 李隆基该有所担当而却没有担当, 如何说明他对杨玉环有爱情呢!

但是白居易一定是出于对美女祸国论的不满, 把李、杨之间本来明显是属于色与利的交换的关系硬生生地定性为爱情关系了。这样的“硬生生地定性”是从“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描写处开始的。而《旧唐书.玄宗本纪》对此只是一笔带过:“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 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 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 以贵妃在宫, 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瞧, 李隆基赐死杨玉环时连迟疑、犹豫一下都没有。这一描写是个转折, 使得诗歌前面部分对李隆基的贪色胡为的描写逐渐向他对杨玉环的爱情方面转变了。而且白居易做这样的处理, 在情理上也勉强说得过去, 如人们不是常说“只有对失去的东西才能发现它的珍贵”吗?李隆基也完全可以是失去了杨玉环以后才发现自己对杨玉环有爱情的。

全诗总共120句, 前面40句描写李、杨从相聚到死别, 而后面80句则是专门描写李、杨的相思之苦的。而这80只句中, 前面34句描写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思念, 最后34句描写杨玉环对李隆基的思念, 中间12句则描写道士铭感于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深情而辛勤寻觅杨的活动, 以此将李、杨的相互思念串联起来。无论描写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相思之苦, 还是描写杨玉环对李隆基的相思之苦, 都用34句, 这一定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以示互爱和相思的相当。对于这“相当”的爱情, 《长恨歌》是这样描绘的:失去杨玉环以后, 李隆基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黄埃散漫风萧索”而“旌旗无光日色薄”, 最是“行宫见月”时和“夜雨闻铃”处, 那月色的凄凉宛如美人殒命时惨白的容颜, 那夜雨的冷清中突然传来的铃声则使孤寂之人误以为爱人佩戴着铃饰而来, 怎不使人怛悼心伤!如此悲伤之人还得再一次面对无比悲惨的现实———叛乱平息、“天旋地转”以后, 还得再一次经过马嵬坡, 再一次回味所爱之人香消玉殒时的情景, 这时的锥心刺骨的悲痛无疑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表现能力, 诗人只能从其感染力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方面去描写, 于是便有了“君臣相顾尽沾衣”的诗句。———这里的“臣”, 曾经说不定还是为处死杨玉环而拍手称快者。回到皇宫, 虽然“池苑皆依旧”, “太液芙蓉未央柳”也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 “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无论“春风桃李花开日”时的温馨还是“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冷清, 所反衬的却是同一个东西, 那就是现实状态里李隆基绝对的孤单。如果说以前“春从春游夜专夜”的现象, 还说不清到底是出于对杨玉环深挚的爱情还是出于对杨玉环出众美色的迷恋, 那么, 当人们看到“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 椒房阿监青娥老”的现象, 当听闻李隆基在“鸳鸯瓦冷霜华重”的时节唯有他独自一人盖着翡翠衾被抵御弥漫天地的寒冷时, 再也不会有人怀疑李隆基对于杨玉环爱得深沉、爱得炽烈。因为这一切无不在表明:他不仅对所有人———无论是“椒房”嫔妃还是“梨园弟子”失去了兴趣, 而且已经达到了见人就烦的程度, 以致连仆人都遣散了, 以至于西宫南内的“秋草”、落满台阶的红叶都无人清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爱情的确是具有排他性和专一性的, 说明李隆基对于杨玉环的确是有着无比深沉的爱情的。于是每一个百鸟归林、万家团聚的黄昏, 李隆基则只能伴着“夕殿萤飞”“悄然”静思, 每一个万籁俱寂的“迟迟钟鼓初长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 相伴他的却只有昏昏欲睡的“孤灯”和刻骨铭心的相思而已。哪怕与自己深爱着的人儿在梦中一见也是多么美好啊, 可是思念的辛苦与精神的疲累连做梦的精力都没有, 以致“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那么, 死别后的杨玉环又怎么样呢?从她“闻道汉家天子使”以后“揽衣推枕起徘徊”的惊慌和不知所措看, 从其继而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一溜儿烟奔向天子使而“珠箔银屏迤逦开”的情状看, 从其“云鬓半偏新睡觉, 花冠不整下堂来”的样态所表现出来的慌乱与急切看, 从其“梨花一枝春带雨”般落寞、冷清、憔悴的玉容看, 从其因感激君王的眷顾和勿忘而泪水阑干而“含情凝睇”天子使的表情看, 从其为勉励李隆基坚信只要双方“心似金钿坚, 天上人间会相见”而“钗留一股合一扇, 钗擘黄金合分钿”、将自己佩饰之物分一半给李隆基的行为看, 从其与天子使临别时将自己与李隆基曾经在“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殷勤重寄词”于李隆基, 以再度提醒和规约李隆基的情爱心理的殷切之情看, 即便在“昭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这种人鬼殊途、相见无期的情况下, 杨玉环对于李隆基的爱情是始终坚贞不渝的。

爱情是人类亲情、友情、爱情三大感情中的一种, 是人类最正当、最感人、最无私的情感, 既然通过白居易的描写而李、杨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爱情关系, 谁还会再忍心将“狐妖”、“祸水”一类的污物加在杨玉环的头上!

同是亡国之君的妃子, 千百年来妺喜、苏妲妃、褒姒都被国人认定是红颜祸水而诅咒、诟病, 而唯独杨玉环一人却偏偏成了人们可歌可泣的悲剧人物, 何幸也如哉?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这幸运不是来自别处, 完全是来自白居易、来自《长恨歌》一诗, 因为《长恨歌》而有了后世白朴的《梧桐秋雨》、洪升的《长生殿》等影响深远的戏剧作品, 因为这样的戏剧作品的世代传唱而使得所谓“李、杨爱情”得以家喻户晓、国人皆知, 且得到人们普遍的同情和肯定。

而《长恨歌》中“有声有情, 可歌可泣, 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 妇人女子亦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 传遍天下” (赵翼:《瓯北诗话》卷四) 的, 至于“时有一妓于人曰:‘我能诵白学士《长恨歌》, 岂与他妓等哉!”的, 不是其“相聚”、“死别”的部分--有史实基础的部分, 而是完全是描写李、杨“相思”的部分———毫无事实基础的部分。唯有这一部分才写得深情盈盈、委婉动人。可这一部分完完全全是无中生有的部分———且不说道士找到了杨玉环的魂魄云云, 完完全全是荒诞不经, 即便是对于李隆基的思念的描写, 也纯属想象———思不思念一个人, 那完全是发不发生在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事, 即便身旁之人也无从得知, 更何况白居易与李隆基还隔着时代呢!正是白居易将自己的相思与艳情注入自己想象的情节 (李、杨相思的故事) 的方式创作的《长恨歌》感动了世人, 以这样的感动不仅改变了人们 (如“六军不发无奈何”一语中的“六军”) 对于杨玉环的看法, 而且还塑造和构建了人们对于杨玉环的看法———因为《长恨歌》而认定杨玉环是一位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女子, 从而认为她是一位爱情悲剧人物, 从而赢得了后世人们的同情和好评, 成为人们心中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条件是“德貌双馨”的话, 杨玉环之“德”, 完全在于她对李隆基的爱情。而杨玉环这份“爱德”, 则完全是白居易想象出来的, 并无事实基础。杨玉环能够以白居易为她想象出来的“爱德”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不正说明她是全凭白居易的一曲《长恨歌》入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林的吗!因为容貌同样出众而与杨玉环被相提并论为“燕瘦环肥”的赵飞燕, 为什么没有获得“中国古代”第几大美女的殊荣?不就是因为她不具备某种德或没有人赋予她什么德吗!

谁如果能够通过想象而给妺喜、苏妲己、褒姒添加上一些“爱德”, 且描写出摄人魂魄的魅力, 那么, 中国古代美女不再是四位, 而是七位了。而事实上, 正如“姊妹兄弟皆列土”之罪不在杨玉环而在李隆基一样, 什么裂缯闻声之罪、酒池肉林之罪、炮烙虿盆之罪、剖腹视孕之罪、剜心验圣之罪、斫足原寒之罪、峰火戏诸侯之罪等等, 即便有, 罪也不在妇人, 而在君主。因为, 作不作为, 决定权不在妇人, 而在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