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之地，也就是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国，是中国刑名之学的产生之地。为什么三晋能够产生刑名之学，这和春秋时期晋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和儒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儒学强调因循守旧的贵族政治，主张维护周代制定的礼乐制度，反对社会变革；而法家则在面对诸侯争霸的局面下，强调富国强兵，与时俱进。

因而，在周代礼乐制度保存较好的鲁国等国容易产生儒学家，而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晋国就是法家出现的绝佳土壤。晋国之所以会成为法家产生的最佳之地，还得从晋国早期的历史说起。周成王时，将武王之弟叔虞分封到唐尧故地，称为“唐叔虞”，至其子燮父继位徙治晋水，乃更国号为晋。这便是晋国历史的开端。

三晋位置示意图一，晋国：刑名之学的诞生地

在春秋初期，晋国发生了长期的内乱。公元前746年，晋昭侯即位，将曲沃封给叔叔成师，史称“曲沃桓叔”。由于曲沃是晋国最大的城市，因而曲沃桓叔和其后代便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实力和晋侯抗衡，经过几代的战乱和政变，最终到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开始统治晋国。这场政治流血斗争历经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四代，将近70年，严重损耗了晋国的国力。

曲沃武公继位之后的几十年，晋国的君主们还没有从这场叛乱的阴影走出来，他们对国内的公子均不信任，以免重蹈覆辙。前669年，也就是晋献公8年，为防范曲沃代翼的事件再次发生，晋献公把原晋国诸公子们全部诛杀。这次事件导致晋国的公族势力大大衰落，也为晋国的社会变革打下了基础。不久，晋国又发生了“骊姬之乱”，在这场变乱之中，晋国诸公族，除了重耳以外，均被杀害，因而晋国无公族。

前636年，公子重耳回国继位，史称“晋文公”。由于晋国公族已经被杀尽，晋文公不得不依靠外姓大臣来治理国家，晋文公时期比较重要的有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等十一个世族。当时晋国设置六卿制度，因而主要的世族他们按照长逝次补的原则，轮流执政。

六卿执政，开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大夫”的先河，这是春秋时期权力下移的有一个重要标志。晋国公族的消灭和六卿制度的形成，使得晋国的贵族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六卿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便在本族的封地内放弃分封，以保障土地的完整，同时又在新兼并的地区设立郡或者县，以实现直接控制，从而加速了贵族政治的瓦解。在经济上，六卿开始废除井田制，实行按亩收税的政策。

子产

六卿执政下晋国在春秋后期开始公布成文法，前513年，晋国赵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但并非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公布事件，早在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当然，郑国也算是“三晋”的范围，因为后来郑国被韩国吞并。晋国成文法的公布，为刑名之学的产生又是一个推动作用。三家分晋后改革和法家思想的出现

到了春秋后期，六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六卿之间相互兼并，最终到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氏，瓜分了晋国，也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家建国后，纷纷采取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他们废除一系列贵族特权，建立中央集权的战争机器，而这些变法的缔造者，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法家了。

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国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大量任用贤才，尤其以魏国最有显著。前445年，魏文侯继位，他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一时间，魏国人才济济。魏文侯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大规模招揽贤士的君主，也标注着魏国已经打破了贵族政治时代“尊尊亲亲”“任人唯亲”的传统，开始了“任人唯贤”的官僚时代。

李悝雕像

而在诸多贤士之中，对魏国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便是李悝了。李悝是魏国安邑人，被魏文侯任为相，进行变法运动，进行变法的主要内容为：

重农抑商。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以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鼓励垦荒；同时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实行“平籴法”，在丰年的时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荒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农民，以此稳定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废除了夏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实行任人唯贤的选官制度。

改革军事。建立“武卒”制，对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军功

编著《法经》。编著法典的目的在于将全国贵族、平民、商人等阶层均控制于刑法之中，以便加强君主权威。在刑法下，贵族和平民并未没有多大的差别。该法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重要的法典，被秦国等国效仿。

有了李悝变法，才为魏国的争霸提供了基础，才为吴起、乐羊的赫赫战功提供了舞台。在李悝变法的影响之下，魏国成为了法家早期的起源地。大将军吴起后来到楚国仿照李悝进行一场变法运动，史称“吴起变法”，后来的商鞅到秦国，将变法运动发展到极致。

除了魏国以外，赵国和韩国建立后，也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公元前403年，赵烈侯在相国公仲连的建议下，重用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进行改革。其中荀欣主张“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都是法家色彩的思想。

战国还曾出现过一位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慎到。慎到为赵国邯郸人，《史记》记载他早期“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期又专研法家思想，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法道合流的特征。他的思想是“贵势”，也就是强调君主的权势权威。同时，他也十分强调法治，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治国无其法则乱”。慎到的思想对后期法家和黄老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商君书》

韩国建立后，地峡国弱，四面受敌。为了在列强纷争中存活，韩国必须实行较为彻底的改革。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开始实行变法。申不害是早期法家思想代表之一，是韩国的郑人。申不害重“术”，也就是十分强调国君统治群臣的方式方法，以加强君权。“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在其思想指导下，韩国消灭了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贵族势力；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编练了一支新的军队，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他也十分重视农业，他说“土，食之本也”。史料记载申不害变法之后，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当然，该时期出现的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便是商鞅了。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人，因而早期名为“卫鞅”。早年曾为魏国丞相公叔痤的中庶子（侍从）。公叔痤很早便发现了卫鞅的才能，曾向魏惠王举荐卫鞅，但是魏惠王没有接纳公叔痤的意见。公叔痤去世后，卫鞅在魏国不受重视，怀才不遇，最终离开魏国去了秦国，发动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关于商鞅的具体思想和商鞅变法的内容，会在其他篇章专门讲述，这里便不再陈述。总结

三晋之所以成为刑名之学和法家的产生地，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晋国“无公室”的局面为为改革减少了阻力，从而为支持改革的法家思想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壤。另外，战国初期恶劣的割据加速了各国的变法运动，同时也刺激了法家思想的大爆发。在战国中期以后，改革运动从三晋传扩展到了吴国、秦国和齐国等，最终演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