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当一代皇帝驾崩之时，太子年幼，往往会任命顾命大臣来辅佐其治理朝政，但是顾命大臣到底选择谁，还是很重要的。刘弗陵在老爹咽气的第二天，亦即二月初十，就正式登基即位。唯昭帝刘弗陵登基时年仅八岁，武帝传位于如此幼龄少子，便不得不预先甄选顾命大臣。在霍光等五人当中，汉武帝原本早已确定，要以霍光作为首辅。《汉书》记载在武帝去世之前数年，即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这样的画幅，不啻为西汉版的你办事，我放心，比文字的表述更为形象，意图也更鲜明，可谓厚望独寄，其地位绝非其他四位顾命大臣所能比拟。足见汉武帝对霍光的信任。汉武帝对霍光独倚重任，本自有其历史因缘。

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质上是建立政令同一的集权统治。帝王才略愈为雄强，愈加不愿推诚委信于臣僚，常常是大权独揽于一身，但若是遗命幼子继承帝位，势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从旁支撑。这种辅佐帝王理政的人物，当然要以不威胁君位为先决条件，合适的人选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外戚。如果所选的顾命大臣但凡能威胁到帝位的，那这皇帝估计就要易主了。秦二世重用宦者赵高而转瞬亡国灭宗，殷鉴未远，故汉家独赖外戚。昔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一书中曾列有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两个条目，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与此同时，赵氏还注意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并感叹云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

实际上这也是汉武帝在刻意擢用外戚，体现出即使是像武帝刘彻这样强劲有为的英主，也不能不援引外戚，作为依托。高祖末年尝誓言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武帝对此亦遵奉不渝，始终坚持有功乃得封侯，故外戚要想受封为侯，跻身尊位，也需要统兵出征，获取相应的战功。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外戚仅凭借自己的身份而获得高位。清朝重臣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民国初年撰著《通鉴札记》，对此做有远比赵翼透彻的分析。霍光系以同父异母兄去病为武帝卫皇后胞姊之子的缘故，入侍禁闼，因处事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而获得汉武帝亲近信用。尽管卫氏家族的势力，已经随着太子据和卫皇后的败亡而烟消云散，但霍光缘自外戚而与汉武帝建立起来的异常近密的关系，还是使得车千秋以下四位顾命大臣根本无法与之颉颃。

所以说，霍光虽然是因为外戚身份而起的，但是他之所以能被任用还是因为自己的本事。在与霍光一同领受遗诏辅佐少主的其余四位臣僚当中，车千秋身为丞相，是朝廷地位最高的执政大臣。上官桀在太初年间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时，以战功擢升少府，掌治宫室，位至九卿，接受武帝遗命时则已迁官太仆。桑弘羊早在元封元年，即以治粟都尉代领大司农事，统管天下盐铁均输等财政事宜。至天汉元年，复正式出任大司农一职，虽然四年后因故贬为搜粟都尉，也算是一度高居于九卿之位。而霍光本人官不过奉车都尉，秩比二千石，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其职位不仅不为尊崇，复恰与内侍宦者有诸多相通之处。在这几个人当中，只有金日司职驸马都尉，也属侍从官员，身份与霍光类同而地位尚略微低下。

按照汉武帝最初的安排，这五位顾命大臣，实际上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治理外朝，当然要以丞相车千秋为主；另一组负责掌管内朝，明确安排是以霍光为首。昭帝初立时，霍光对车千秋说：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这段话就清楚地反映出上述内、外两朝的分工。又《汉书金日传》记载汉武帝病重，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日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这个很明显能够看出金日碑的使命只是协助霍光来司理内朝，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在履行其作为侍从之臣的职责。霍光所谓治内，具体来说，是通过领尚书事的身份来颁布朝命，而在这一方面，《汉书》明确记载，是以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也就是说，上官桀也被安排在治内这一组里。

在这两组臣僚之间，按照法定的地位，应当以车千秋为最高长官，但少主昭帝登基时只是一位八岁幼童，领尚书事的霍光，自然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武帝临终前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像赐予霍光，嘱托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可见，这种局面正是出自汉武帝刘彻本人的意见。在小编看来，选择顾命大臣的条件，一是对帝位没有任何的威胁，二是要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辅佐皇帝治理国家，最后就是品行，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而结党营私，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汉武帝之所以这么信任霍光，估计也是包含了这几点在里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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