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处相对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被众山环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北方，人们聚居在村庄里，但成都平原的农民则是散居的，如果从空中俯瞰，可见独立的农舍点缀在田野上一丛丛竹林之中。成都历史悠久，不少西方人对她不吝赞美之词，如“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像京都一样的古典风情”等等。直至19世纪末，当沿海城市由于西方冲击经历剧烈变化之时，成都得以保留其传统，到成都的西方人惊奇地发现，“西方对成都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为34万-35万人；1930年代到40年代，为44万-45万人，1945年其人口规模达到74万人的顶峰，1949年降至65万人。成都有城墙环绕，整个清代只有四个城门与外界相通。从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又开凿了三个城门。在城墙之内，成都还有两个被城墙包围的小城，即少城（又称“满城”）和皇城。少城位于城西，清代为旗人居住，一堵城墙把其同大城分离开来，但辛亥革命后这个城墙被拆除，少城和大城合而为一。皇城为汉代遗址，明代重修，位于成都城中心，周围御河环绕，内称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虽然清廷覆没后其不断遭到破坏，但幸存到20世纪60年代。

天府之国的饮茶之风

喝茶作为中国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在古代中国，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干，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茶馆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在成都，虽然茶馆具备了茶竹两者（使用竹椅，很多茶馆即坐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调。

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历史资料提到诸多饮茶之处，诸如茶室、茶摊、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园、茶亭、茶厅、茶楼、茶铺等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并不清楚它们与今天所看到的“茶馆”有多大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不过，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

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李调元写道：“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藕，桥南无数白莲花。”当然，从这首词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也并不清楚他说的是一个茶馆还是一个茶摊买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时已有卖茶水的生意。一首19世纪初的竹枝词则提供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录：“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该词不仅描述了茶馆的地点和氛围，从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还第一次看到了“茶馆”这个词在成都的使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有茶馆开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馆群起仿效。

“茶馆”是现代中国对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在四川，特别是民国及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如果说“茶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20世纪初，一些更幽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关于茶馆的记忆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游记中常有生动的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如李劼人所描写的晚清：“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外来者还经常将成都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一个西方人发现在成都“有饭馆和茶吧（tea 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开，后者有着与英格兰的酒吧（public houses）同样的作用，但并无酒吧那样的弊病。朋友们在那里聚会闲聊”。他还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馆成交”。

不过关于茶馆最详细的描述还是来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改变不多。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不无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何满子系江南人，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馆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

1941年，一个文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不过在上海和南京，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给他印象颇深。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谑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最后他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本文摘录自《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再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