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与本文作者（左）

梁思礼（右）重回天津梁启超饮冰室故居

1974年，梁思礼在干校养猪圈边上

梁思礼在酒泉卫星发射场

尚超

梁思礼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他是维新运动领导者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有很多文字描述过这位天真可爱又很聪明的“老白鼻”（老baby）。

我同他第一次会面，可追溯到1967年冬季的一天。他替代所长主持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的导弹控制系统技术会议，当时，参会人员有迟到的，他进行了批评，还要求迟到人员回去自觉向科室领导报告原因，机关人员监督执行。自此，我认识到他是位工作认真的技术干部。在之后的40余年里，尤其是他到七机部（航天部）机关工作后，我更亲历了他的教诲，受益很多。

仿制1059导弹

2005年秋的一天，我们闲聊，梁思礼回忆说：“我年幼时，爸爸总手把着我的手，用毛笔给远在海外的亲属写信。梁氏家族档案中至今还保留着"梁思礼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等我同爸爸一起写下的墨迹。爸爸写文章时，爱抽烟，喊我帮他拿，我不仅递给他烟，同时还递上他用的烟嘴和火柴，所以他很高兴。爸爸生前也常常给母亲许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就撒手人寰。那时，我不满5岁，了解爸爸事很少，但他遗传给我的爱国主义基因，通过他的遗著以及母亲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

1935年，梁思礼先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后转入耀华中学，读到高中毕业。1941年，他怀着一颗“工业救国”的心，开始了8年自费留学美国的生活。为了积攒学费和生活费，他四处找活儿干，到饭店洗碗、端盘当侍应生，扛包送货，到旅游胜地当救生员。在华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美国，他刻苦学习，1945年在普渡大学无线电与自动控制专业读完本科，1947—1949年攻读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博士学位，都以优异成绩答辩通过，他还获得多个荣誉协会的“金钥匙”。

1949年，梁思礼先生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不顾美国的高薪聘任，毅然回到祖国，被分配到邮电部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下设10个研究室。经选调、**总理批准，他担任自动控制研究室副主任。自此，他作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之一，带领30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成为我国导弹装备和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那时，军委在北京长辛店组建了一处教导大队，梁思礼作为技术副大队长，为炮兵、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后改称酒泉航天发射中心）培训指挥和操作人员。有报道称：“先有教导大队，后有酒泉航天发射中心。”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教导大队为酒泉基地输送了300多名指挥、操作技术干部，后来不少司令、参谋长都称呼梁思礼是“梁老师”。

五院成立时，我国就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导弹技术同苏联举行谈判，他们同意派专家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2导弹（即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P-2运抵长辛店后，梁思礼也是第一次看见，在苏联专家协助下，他肩负起自动控制系统仿制的重任。

他根据P-2导弹配套资料和所学知识，首先掌握各台仪器仪表功能，然后带领学员下车间，同工人一起仿制。有的关键仪器资料，苏联设计局未提供，通过大使馆也未能解决，卡了脖子。他根据钱学森的指导，对这些仪器进行实物测绘，补充成完整的图纸资料。另外，仪器仿制出来后，要进行单项实验，还要将多台仪器设备连成系统进行实验，这就需要建立实验室，向土建工程部门提交任务书。可以想象五院建院初期梁思礼工作的繁重。

仿制1059导弹，原计划1959年10月发射，因诸多原因向后推迟。就在仿制进入关键时刻之际，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不到两个月，1960年11月5日，在酒泉发射基地，我们靠自己的队伍，仿制的第一发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试验结果证明，控制系统工作良好。梁思礼后来回忆，我在酒泉基地现场听到发射成功的话音，先是流泪，后又激动得笑了，终于为祖国争了气。

研制近程导弹

近程导弹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进设计，命名为东风二号（简称东二），1960年5月开始设计。梁思礼仍挑着控制系统的大梁，带领队伍进行修改设计，使仪器设备尽量小型化，以适应总体布局和安装要求。1961年开始试制，1962年3月初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测试发射。

梁思礼后来曾回忆：“我难忘这年的3月21日，导弹矗立在发射台上，聂荣臻元帅坐镇在距离发射点5公里外的帐篷前，我站在离发射点2公里的吉普车旁。"点火"，一声令下，导弹摇摆起飞。可是刚起飞就落地爆炸了，形成一个大坑，距发射台只有300米。我望着深深的大坑，难过呀！几天吃不下饭。”

经过故障分析，是对导弹研制程序认识不足，地面试验不充分造成的。梁思礼领着团队着重对姿态控制系统进行了新一轮设计。1964年6月至7月，修改后的导弹出厂试验，连续3发都取得圆满成功。中国人从此学会了如何研制与生产导弹。

东风二号研制试验成功后，梁思礼领着控制系统团队再接再厉，除配合该型号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外，侧重在该型号基础上提高可靠性研制，并改称为东风二号（A）导弹，火箭部分好比是“枪”，射出去的火箭头是“核弹头”，两者要结合研制。

经过周密准备，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西部成功进行了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试验的成功不仅震撼了世界，也批驳了美国当局自1964年10月我国爆炸原子弹后，一直藐视“中国只拥有核弹没有枪”的论点。

远程导弹是“八年四弹”中最后一个型号，计划1972年发射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是著名的火箭与导弹老专家屠守锷，梁思礼是他的助手，分管控制系统研制。那时，国内处于“**”时期，国际上则是苏联在中蒙边界屯兵百万。因而，**发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加快云贵川陕“三线”建设。当时，七机部发生武斗，屠守锷、梁思礼是在**保护下工作。

远程导弹研制有“两新”的特点：一是队伍人员新，多是1964、1965年新分配来的学生；二是型号方案全新，基本没有可继承之处。它具有大推力发动机、远程高精度控制等特点。梁思礼领着新组建的团队，不仅对新采用平台——计算机制导方案、摇摆发动机伺服机构控制等新技术进行攻关，还要跑“三线”协助那里的领导进行研制生产定点建设。梁思礼后来总结道：“我与同事们一起，经过研究和反复计算，下决心对火箭惯性制导理论开辟新途径，也为后来大型运载火箭伺服控制、灵活的变轨道控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屠、梁等领导的这支过硬团队，经历了八到十年的奋斗，从失败中找原因，不断提高运载能力与改进设计，又不断完善，终于在1980年5月18日，将一颗试验弹头精准地送入南太平洋，又一次震撼了世界！在庆功大会上，****振臂高呼：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转型去“长征”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多是在导弹的基础上转型改进发展起来的。屠守锷、梁思礼等领导团队在研制远程导弹的同时，就将其主动段（即火箭部分）列入发射返回式卫星研制，该型号命名为长征二号。1970年，远程导弹暂时告一段落，团队把工作重点转到长征二号的研制中。

梁思礼后来回顾：1974年11月，长征二号首次出征，发射返回式卫星，火箭起飞后，俯仰姿态失稳，20秒后自毁系统工作，星箭残骸坠落在发射场周围。事后查找原因，是控制系统中一根导线伤痕断裂所致。他深感痛心，主动做了检讨，吸取教训加以改进——采购使用导线，焊接前，车间严格检查把好质量关；关键电路，采取冗余设计，提高设计可靠性。

吃一堑，长一智，提高可靠性设计，加强地面试验和采购生产管理，一年后重新组织发射卫星成功。不仅如此，数年来连续发射内星和外国星数百颗，也发发成功，被国家授予“金牌火箭”称号。梁思礼回顾：“长征二号系列火箭伴我老矣！”

火箭与导弹的控制系统涉及机械、机电、电子、无线电等科学技术，是一个庞大的科技“家族”。在每一阶段，梁思礼对控制系统仪器设备的革新，对无线电系统装备的创新要求，都是狠抓不放的。

如80年代，在增程的远程导弹研制中，作为所长，他亲临潼山，蹲点50余个日日夜夜，配合那里的计算机研究所，研制出加固型的小型化弹上计算机。又如在长征三号火箭研制初期，组织专业队伍研究，使控制系统采用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测试（CAMAC）方案，并带动遥测、外侧、安全等系统也采用CAMAC方案。从此，航天工程、导弹装备各大系统全面走向自动化测试。

80年代，梁思礼由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调七机部任总工程师，后历任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委、副主任等职务。这期间，多型号展开研制，且设备陈旧，投入技改费很少，另外，体制机制的不断变化，有些已不适应发展航天与武器装备的需求。因此，大小型号不断试验失败，直接导致了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梁思礼在科技委担负起新的重任，协助部领导刘纪原抓航天产品质量与可靠性，那时候，大家习惯称呼他为梁老总。

1990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说：**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质量方针，不是喊口号，产品质量是产品生命也不是一句空话，都要贯彻落实到实处。产品质量与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实验出来的。这些年，机关做了不少工作，清理过去文档，并起草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产品的责任制管理是正确的，对产品从源头抓起，进行可靠性设计也是对的。

后来，他又倡议建立产品可靠性设计评审、生产过程可靠性控制、可靠性试验、可靠性评估等可靠性工程工作。编制了《可靠性工程培训教材》，全方位进行在职研制队伍培训，这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基础。

梁思礼院士于2016年4月14日去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是科技人生、航天人生。梁启超生前担忧他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没想到他最宠爱的小儿子“老白鼻”实现了他的遗愿。不只如此，梁家“一门三院士”，可谓“满门俊杰”，梁启超在天之灵一定是没有遗憾的。

供图/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