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真正的美德被社会广为接受的过程是漫长的，但那些真实的、正确的、向善的东西终会得到认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每一种美德，无一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练总结，而它们集结在一起，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则是世代传习、长期积淀的结果，并在现代社会中历久弥新。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在深入历史深处探寻“八德”价值根源和精神内涵的同时，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现代转化，为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八德”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开出的理性之花

“八德”源于中国古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的集中阐述，是中国人为人处世之道的集中表达。可以说，“八德”涵盖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其提出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讲述的正是诸种德行的演变历程，以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大量的说理阐释和草蛇灰线般的钩沉索引，密布于这部看似饾饤碎细的著作中，它展开了一幅中国传统道德演进的历史长卷。

“八德”涵盖政治操守（忠廉）、社会伦理（信礼义耻）、家庭道德（孝悌），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书中对“八德”的阐释鞭辟入里，颇具独创性，有不少洞见，有助于拨开罩于诸种德行之上的思想迷雾，引领我们接近一种美德的真正意涵。

在论述忠德时，本书作者对“忠”的理解更接近于原儒精神，将“忠”界定为古代士大夫人格精神的构建、理性思维的塑造和现实关怀的方式，把“以忠事君”更多理解为忠实于君主背后所代表的天道及其伦理价值，进而将“忠”与“愚忠”“私忠”“伪忠”进行辨析。作者认为，坚持原则、固守道义的忠才是真正的忠，而盲从权威的忠则是“愚忠”；忠于社稷和人民是“公忠”，而忠于君主、家族、集团或上司个人是“私忠”，后者尤其须明辨是非，否则误国害民，害人害己；忠显于表面，内心算计、热衷名利，则是“伪忠”。这样的辨析，今天读来仍颇具现实意义。

学者钱穆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风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何为礼？本书作者借古人之口予以说明。春秋时，鲁昭公出访晋国，他对繁复的礼仪十分熟稔，没有出现差错。晋平公称赞其“善于礼”，而晋大臣女叔齐则认为其“屑屑焉习仪以亟”（执着于细微的礼仪末节），不知礼之本，不足言知礼。作者进而指出，“礼是道德的呈现，是体现德行的外在规范，礼仪是礼的表现形式，礼义则是礼的内在精神”。这样的观察极为敏锐。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在阐述每种德行时，并未单一论及，而是对“八德”进行整体性思考，旨在贯通“八德”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揭示其隐含的冲突和矛盾。在作者看来，“八德”并非孤立的存在，更不能机械地遵从，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甚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比如，悌德推崇兄友弟恭，但兄弟间的友爱也不是无原则的，必须合乎“义”，否则就会出现偏失甚至危害。书中以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和淮南王刘长受亲情所囿而失于道义的故事为例。文帝继位后，念及手足亲情，对刘长无节制的放纵，致使其僭越天子礼制，甚至公然杀害朝廷重臣，最后举兵谋反，兵败自尽。同样，坚守诚信，固然可敬，但是唯有理解信之道“惟义所在”的精神，才能真正称得上践行信德，所谓“合义之约必履，违义之诺非守”。

又比如，孝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忠，父慈子孝是人的天性，君义臣忠是父子之道的延伸，忠臣孝子由此合为一体。孟子也讲过，“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里的“义”与“悌”又一般无二。

当然，“八德”之间也存在冲突与矛盾。我们常常说“忠孝难两全”。书中举的例子是，东汉末年辽西太守赵苞派人接母亲和妻儿到任所，途中被鲜卑人劫持，鲜卑人把她们当做人质推到阵前进攻郡城，赵苞率兵迎战，击败敌军，结果母亲和妻儿都遇害。“行其孝必先以忠”（《忠经》）。由此可见，古人对“八德”并非等量观之，而是存在价值排序，其排列的依据是一种集体主义伦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者一种更根本的价值原则（君子义以为质）。

把“八德”作为夯实从政之基的重要来源

对传统文化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是生而为中国人的根性，尽管这种依赖感并非人人自知。把“八德”作为涵养党员干部道德情操、夯实从政之基的重要来源，是《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阐述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无疑主要由儒家论证构建而成。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超越现世的绝对价值中寻求寄托不同，儒家的安身立命融于此世积极的道德修养活动之中，如孟子所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俗地讲，道德是安身立命的事。

儒家的安身立命主线是讲道德生命，但道德的创造并非抽象的空谈，而是体现在人伦日用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社会实践之中。《孔子家语》中曾记录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对话。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孔子曰：“参之言此，可谓善安身矣。”君子入其国，如果能取信于群臣、尽忠于卿大夫、施惠于百姓，就可以留下从政和得到富贵，孔子认为曾子真正明白了安身的精髓。在儒家看来，被实践的美德才是美德，才真正做到了安身立命。

《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正是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两个维度，告诉党员干部：如何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以及在面临一个道德境遇时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对党员干部来说，本书不仅是一本涵养美德的读物，更是将美德付诸行动的指南。书中所列举的焦裕禄、孔繁森、沈浩等优秀党员干部，都是具有深沉的道德责任感，同时又将道德使命付诸实践的模范代表。

古人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细数落马的贪官，根子无一不是在德上出了问题。有的对党不忠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两面人”；有的寡廉鲜耻，权钱交易、中饱私囊；有的道德败坏，生活糜烂，大搞权色交易；有的带坏家风，纵容亲属子女大肆敛财。他们因失德失范而坍塌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最终落得失去人身自由、葬送政治生命的沉重代价，可悲又可叹！

作者的书写贴近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和生命体验，是一种可以亲证和互感的写作，这样的文字是有温度的，也传递出本书作者的某种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真情实感和自觉坚守。

让“八德”故事在新时代更加有力地书写

我们对传统道德的仰慕和追寻，大都与当下社会的危机紧密相关。《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来剖解当下的困局，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探讨传统道德未来可能的去向。正如作者所言，“脱离了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种种困境”。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除魅的世界。在现代社会，绝对价值破碎，多元化导致价值相对主义，集体道德共识日益难以达成，道德的约束力也在不断下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随着多元文化局面的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走向多元，使得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潮得以发展，比如功利主义、文化的粗鄙化现象，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危机，在中国同样存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崇“八德”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在作者看来，一方面，“八德”融入了古代中国人关于德性问题的全部思考，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中国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更需要以普遍的道德价值来凝聚人心、增进共识，构筑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八德”的传承和接续，不仅是打捞传统，更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现代生活书写，是为现代人精神价值的重建寻找活水源头。《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将古人的伦理智慧融合进当下语境对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中，为古老的道德注入了时代精神。（唐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