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晚,国民党第26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领下,1.5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投向红军。
随后,官兵扯掉青天白日旗,跨过梅江大桥,向中央苏区开进。
第二天晚上,党中央宣布成立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
这一次起义,使得红军在一夜之间总兵力增加五分之一。震惊中外。
这支部队终究是从旧军队而来的,起义后,开赴苏区进行整训。尽管他们受到了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热情迎接,但是,在整训过程中,还是有不少营以上干部,特别是军、师直属单位干部走掉。
为什么?
因为那时的口号是:愿留下的欢迎,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为何营以上干部走了不少呢?
除了来去自愿的政策外,还与这些军官的认识有关。
这些军、师干部平时条件优厚,参加红军后吃不了苦,还一个原因是不愿断绝与家庭和亲友关系。
这种“走”,是很厉害的。当时在红14军担任侦察科长的孙毅回忆:“一天,(军长)我陪一些营团干部吃饭,我看到营团干部一次就走了60多人。我们参谋处一个姓魏的处长也走了。”
结果,(除了原来的党员外)反而像孙毅这样家里很穷,没有什么牵挂的人留下来了。
不过,他们也并非就没有亲人。孙毅说:“为了不连累家庭,暴动之后,整整十年同家里和亲属断绝了联系。”
然而,留下来都是精英。孙毅后来回忆在著名的水口圩战役中,“尽管天剑十分艰苦,(红五军团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光我14军就牺牲1000多人,但士气始终旺盛,没有一个临阵逃脱,经受住一次严峻考验。”
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最终获得了回报。
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在宁都起义的1.5万余人中单单将军就出了30多位。事实上,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当初跑回去的人当上了红军、解放军的俘虏。当他们看到昔日的小部下一个个已经成为红军、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威风凛凛时,悔之莫及,“肠子都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