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日张宗昌被刺身亡，其后事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特别是住家小妾们的安置（坊间说张宗昌的老婆数不清是误读，除一位妻子外，其他明媒正聚的小妾是有确数的，笔者将另文加以介绍），因为涉及到财产如何分割问题。

就在北平家中为住家小妾安置、财产分割讨论不休时，10月下旬，南京警察在秦淮河畔的保秦后街抓获暗操皮肉生涯的一位女子，自称徐秀姑，供称系张宗昌之弃妾，现因生活无着，故重操旧业。

吸引眼球的线索一出，记者们立刻进行深度调查，确认张宗昌生前有一妾，人呼之为四太太，乃平津沪极负盛名之红妓。1926年，张在天津将其纳为妾，宠爱倍至，两三年之久，给予该妾之财物现款为数不菲，该妾即变得十分豪富。等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入鲁，张宗昌在济南失败后逃避大连，该妾乃只身避居天津，所作所为也不甚正当了。1930年，该妾曾一度来到北平，寓居六国饭店，与一姓朱的男人交往，不过一两年之久，该妾所有积蓄已挥霍无几。适张宗昌由大连返回北平，该妾又复归之于张，张以久别重逢，狂喜之极，也就不追究其既往。但该妾自归张后，仍暗中与朱秘密往来，北京饭店、中央饭店、六国饭店、利通饭店均开有房间，专为与朱幽会之用。不料事泄，为张宗昌发觉，极为愤怒，决心抓捕这对苟且男女。本年1月间，张宗昌得眼线报告，知道该妾前往北京饭店，有幽会之意，随即偕同心腹及卫士数人乘车前往。谁知该妾十分警觉与“狡猾万分”，地点原定在北京饭店，等抵北京饭店后又由后门转出，而至中央饭店幽会，藉以避人耳目。张宗昌一行在北京饭店扑空后，并未返回，而是对北平各大饭店挨家搜查，终于在中央饭店将该妾捉出，但朱已先行逃走，张之捉奸捉双愿望落空。既已查明该妾确在饭店中有不轨行为，张宗昌向其追索财物，后在天津该妾寓中，搜出20余万存款。张宗昌在将存款全部收回后，犹大骂不已，经多人央求，才给了该妾2万元现金，遣之他去，并言明永远断绝关系。后来，张宗昌得知该妾还有翠镯一支，价值6万余元，也将其没收。该妾非常喜爱这支翠镯，托人一再求索，张乃令其立下字据一份，大意为三年之内绝不在平津沪为妓，如履行诺言，到期则给付此镯。此后，该妾即避居津沪两地，行为有所收敛，不敢公然与男人交往。不料张宗昌竟被刺杀，索回翠镯之诺遂成泡影，该妾深为失落。不料屋漏偏逢连阴雨，该妾又被人骗了，身边钱财全没了，顿时陷入生活无着的困难境地。无奈之下，该妾只得前往南京，重操旧业，以维生计，却被警察抓获。当然，该女是否就是张宗昌的弃妾，徐秀姑是不是化名，尚待进一步调查。

在南方各报将此作为重大社会新闻报道后，北方各报当即跟进，并有添油加醋的嫌疑，某大报标题即为“首都的神女，引起旧京的谈资”。张宗昌弃妾之事瞬间传遍平津，莫不引为茶余饭后的话柄，“一般人咸以为此事果确”。有知情者坐不住了，他们立即给报社写信，以澄清一些事实。北方某大报在两日后刊登“四太太的更正”，说张四太太就是昔日“曾张艳帜之‘亚仙’”，其本人姓朱；与张四太太交往之男姓高不姓朱，为演唱花旦之票友，其父曾是政治舞台上一位活跃人物。又过了一日，某大报又刊登“更正又更正”，说“四太太的更正”是画蛇添足，反倒极易弄假成真。张四太太是“亚仙”不假，也曾过交往过一位花旦名票，但是姓蒋不姓高，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报上所说的这位新相识，确实姓朱，他是一位有名人物的公子，在北平被识破后，张宗昌大发脾气，非要把他枪毙不可，后经某要人说情才免了死罪。现在，朱公子已跑到了天津，还是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亚仙却是每况愈下，“所谓钟情者就是这样的结局”。当然，在两位提出更正的读者笔下，都认为这只是“风流小事”而已。

那么，此事披露出来后，张宗昌族人反映如何呢？他们只是立请某要人（虽没指名，应为张学良）致电南京，否认曾有此妾，“指为假冒，并请根究，以明真相，俾维名誉”。但此等“风流小事”只是几个人之间的事，且主要当事人张宗昌已死，官方如何能为此大费周章去调查呢？又如何能查得清楚呢？或者查清楚了又如何能予根究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张宗昌的母亲或妻子出面加以澄清，因为她们是心中有数的。但此时的张母已患病，尚为住家小妾们的安置和财产分割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什么闲心和精力来管什么“弃妾”。张妻袁氏在张宗昌被刺后，很快就携带大宗财产前往大连居住，对北平家中之事不闻不问，虽经各妾“迭函哀恳”回平主持一切，但连片言只语也不答复。

民国军阀的妻妾子女

民国时期秦淮河风光

民国时期娼妓

至此，秦淮河畔的神女究竟是不是张宗昌的弃妾，是不是张宗昌的四太太，是不是“亚仙”，是不是真名为徐秀姑？还是没有正确答案，也许永远就是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