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有人的写作都有第一次。就像孩子学步，跌跌撞撞、歪歪扭扭地迈出脚去。每一种想法都得有开始，有了开始，就有了信心和希望。

我的副刊“第一篇”，是上世纪70年代当知青时得的。

1972年春，我从杭州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下乡已过去两年多。那年4月，我从菜园队调到了二分场“郊外”的砖瓦厂。由于压砖压瓦需要三班倒，下了夜班后白天睡觉，砖瓦厂就在距工地一里远的地方建了两排知青宿舍，隔成三五人一间的小宿舍。我和两个鹤岗女生住一个屋子。

她们有时候倒班，不在宿舍里，我一个人觉得安静极了，蕴藏心里已久的写作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下工后一有闲空，我就埋头看书，写信记笔记。屋子里除了炕就是窗台，没有桌子，我都是趴在炕沿上或是箱子上写字。但有一天出门，我眼前忽然一亮，发现一只被人丢弃的小炕桌，是那种非常粗糙简陋的临时小桌子，桌面坑洼不平，四条腿的木柱都带着毛刺，还有些摇晃。我惊喜万分，把它捡回来收拾干净，找到一块硬纸板垫在桌面上，又铺上一张画报纸，上有鲁迅先生画像。再找来一块透明的薄塑料布，抻平了把桌面包上，用图钉按紧，一张朴素干净的小炕桌便改造成功了。

我在这张小桌子上开始写作练习。每天凝视鲁迅先生严肃的面孔，觉得就像面对一位严格的老师，给予我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记得夏天下大雨，屋顶漏水，雨水从天花板渗下来，滴在我的小桌子上，一滴一滴洇入画报纸，把鲁迅先生的“头发”都打湿了。

那一年冬季，我随连队知青去小兴安岭林场伐木，竟然有了按质按量发放的计件工资和奖金。我的第一篇习作、小小说《灯》，就是那年夏天写的。

《灯》的故事很简单：知青电工小江担心被人说成走“白专道路”，平时不认真学习电工技术。一天晚上修配厂突然走火停电，他束手无策，连脚凳都不会用，灯杆也爬不利索，检查不出问题在哪里。这时候指导员出现，迅速扑灭了火，又很快查到症结：正是小江前一天干活方法不对，导线相通引起短路，导致了事故……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小江说：我们工人阶级想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就要永远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拉开总闸，灯光照亮车间，也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稿子写得很快，写好后我修改抄写一遍，寄给已“被解放”恢复工作，在上海“出版革命组”当编辑的任大霖老师。上世纪60年代他曾担任《少年文艺》主编，1961年我小学五年级时，在《少年文艺》发表了第一篇“少年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他曾写信鼓励过我。“**”他还在被审查中，我曾从杭州去上海看望他，他惊讶地说“原来抗抗是个女孩啊”。1969年我去东北下乡后，一直坚持给任老师写信，报告劳动生活情况。我把《灯》寄给他，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具体指导。我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说稿子没什么毛病，已转给《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编辑了，等他们的审稿意见吧。

我心里又惊又喜，在等待中度过一些日子。10月份，我收到一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报纸，抽出来，是一张《解放日报》。我心急慌忙打开，看到在副刊版正中央刊登着《灯》的标题和文章，还有我的名字……这一天，是1972年10月22日。

1972年10月22日，张抗抗在解放日报副刊版刊登的第一篇小小说《灯》。

就从这一天起，我知道了《解放日报》副刊还有个名字叫“朝花”，取自鲁迅“朝花夕拾”。看来，我的小桌子和《解放日报》有缘？

我在副刊“第一篇”的写作和发表经过，似乎水到渠成，波澜不惊。印象中，有人把报纸拿去给连队领导看了。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那位宁波知青女连长后来一连安排我上了好几周夜班。我去她宿舍找她，说这样排班明显不公平。她斜歪在炕上，眼皮都不抬地回答我：睡不着觉，你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写小说嘛！

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羞于重读《灯》。我知道它是多么幼稚、平庸。构思俗套、文字粗糙、人物虚假……想想都让我脸红。应当承认，我的副刊“第一篇”起点并不高，没有任何值得炫耀之处，只是发表的运气比较好罢了。

然而，所有人的写作都有第一次。就像孩子学步，跌跌撞撞、歪歪扭扭地迈出脚去。每一种想法都得有开始，有了开始，就有了信心和希望。

当年张抗抗（左）与妹妹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