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困境道路的。
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人生旅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马克思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终生飘泊国外。
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
“我是世界公民 ”,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革命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由于马克思极其贫穷,为生活所迫,他曾多次迁居。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经济困难,马克思都未能出席。
马克思在巴黎时,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
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他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
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后来,转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克思就是在布鲁塞尔写下的《共产党宣言》刚出版一个月,反动警察便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拘捕、关押起来,随后又将马克思驱逐出比利时。
既然不为反动政府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
马克思虽出生在德国,但他一生的事业与伦敦密不可分。从1849年到1883年,他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了34年,一直过着穷困不堪的日子。
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
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为了省几个钱,一再要搬到更加阴暗窄小的房子去住。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
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五十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他攻击诽谤,几乎所有的报刊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没有退缩。
这年的12月,幸运的是,他得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借阅证。
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
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
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埋头苦读数年,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著《资本论》。
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
据说,他每天固定坐在一个位置,以致座位的下面的地板都被他磨出了脚印。后来阅览室整修把地填平,脚印也没有了。那个座位号码为07,桌旁木板上的字码是AA.G,后壁书架上放的大都是历史著作。
马克思在埋头经济学研究的同时,还设法利用资产阶级进步报刊发表各种政论文章。
从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他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了500多篇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中评述当时的国际重大政治事件,抨击各国反动政府的内外政策,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他们写了不少论述中国的文章,揭露英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
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
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
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恩格斯在谈到他的战友的这部著作时说:“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
然而,《资本论》的作者所得到的稿费,还不够偿付写这部书时吸掉的烟钱。
这个一辈子研究“资本”的人,却注定了与“资本”无缘,经常是负债累累、贫困交加,以至他心爱的儿子因为无钱得不到及时治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这位经历了许许多多痛苦、极具爱子之心的伟大父亲饱尝“真正的痛苦”。
为了生存、为了写作,马克思不得不求助于朋友,接受朋友们的馈赠,经常不得不为了一、二个英镑,向朋友张口。
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支援马克思,使自己的战友能完成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伟业,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重返曼彻斯特,再次从事他所讨厌的经商活动。
尽管马克思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很温馨。妻子燕妮美丽而又贤惠。她虽出身贵族,但与马克思同甘苦、共患难,无怨无悔。马克思家庭非常和睦。孩子们常常喊他的绰号“摩尔”,意思是黑面人。有时还和马克思一起做游戏。
马克思不能给自己心爱的人带来舒适和安逸,而只能看着他们在苦难中挣扎,眼看着他们病入膏肓。万般无奈,为了使自己心爱的人摆脱苦难,他甚至说“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他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之后,他在回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但是,马克思没有退缩。他说:“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他一生虽然历尽坎坷,仍然一往无前。
他对目标始终如一,忠贞不渝,无怨无悔,是源于目标的博大和宏伟。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安乐与享受,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这是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的誓言。
马克思本来身体强健,但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忘我工作,加上家庭经济负担沉重和营养不良,他的体质越来越差,多种病魔袭来,精神打击也接踵而至。
1881年11月2日,燕妮因病去世。当时马克思正患胸膜炎,医生不准他外出,结果,他连妻子的葬礼也未能参加。
此后仅一年多,他最钟爱的长女小燕妮又被膀胱癌夺走了年轻生命。
疾病的折磨和家破人亡的打击,把这位老人折腾得虚弱不堪。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的坚强信念,不能阻止他“为人类工作”,直到在工作室坐椅上与世长辞。
1883年3月14日,恩格斯下午两点半来看望马克思,见他正在炉旁的安乐椅上打盹。一两分钟后,恩格斯走进他的卧室,马克思已长眠不醒了。马克思的死毕竟是安详的、无痛苦的。
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
恩格斯给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写信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
然而,在马克思度过了大半生的英国,他的死却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泰晤士报》的讣告仅有一段文字,而且行行都有谬误,比如说马克思“出生在科隆”,“20岁时移居法国”,等等。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提到了马克思可能会留名后世,这家报纸写道,《资本论》虽未完成,但它未来会对各阶层中关注社会问题的人士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马克思下葬时参加吊唁的只有11个人。但如今,马克思即便在西方世界的民意中,也已经是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律师的家里,青年的马克思就有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因而他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长期流亡在外。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共同的信仰使彼此把对方看得比自己都重要,马克思长期的流亡,生活很苦,常常靠典当,有时竟然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但他仍然顽强地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和革命活动。恩格斯为了维持马克思的生活,他宁愿经营自己十分厌恶的商业,把挣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寄给马克思,他不但在生活上帮助马克思,在事业上,他们更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亲密地合作。他们同住伦敦时,每天下午,恩格斯总到马克思家里去,一连几个钟头,讨论各种问题;分开后,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意见和研究工作的成果。他们之间的关怀还表现在时时刻刻设法给予对方以帮助,都为对方在事业上的成就感到骄傲。马克思答应给一家英文报纸写通讯稿时,还没有精通英文,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必要时甚至代他写。恩格斯从事著述的时候,马克思也往往放下自己的工作,编写其中的某些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了40年,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共同创造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各样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后来的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时由两位学者和战友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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