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论道德修养

摘要

道德修养是个人自觉修炼培养高尚品质与道德智慧，以求取德性人格之充实完美的实践活动。道德修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做人、成人，还可以进而完善我们的人格，提升我们的人生价值，乃至不朽。

道德修养对社会也有重要意义，体现为有利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和社会目的的实现。道德修养的目标是完善自我，提升自己人格的道德水平。

现代理想道德人格应能体现和发挥个性全面自由发展的活力，并能在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适合形成这种理想道德人格的道德修养方法大致有六种。

个人道德实践有三种基本形式，这就是道德评价、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如果说道德评价是以言说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道德选择是以行动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那么，道德修养则是一种既包括言说即道德评价，又包括行动即道德选择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这是由于在道德修养中，个人是需要经常运用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来推进自己的道德修养的。不仅如此，从实质性上说，道德修养也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以完善人自身为目的的道德实践活动，而不是以外在善为目的的道德实践活动。因此，道德修养属于伦理学的重大论题。

然而，国内伦理学界对道德修养做原理研究的甚少，绝大多数只是对前人先哲的道德修养思想进行解读。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道德修养做一本体性论述。

1、道德修养的涵义

道德修养是修养的一种。修养最初就是“修身”和“养性”的合称，后来则指个人自我修炼培养某种素质的活动。这种活动因所修炼培养的素质有所不同而被分为政治修养、科学修养、艺术修养、道德修养等不同种类。

依此而论，所谓道德修养，就是个人自觉修炼培养高尚品质、道德智慧，以求取德性人格之充实完美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其内在道德品质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关道德修养的思考及论述源远流长。

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在道德修养上，强调修仁德，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有德性，关键在自己：“为仁由己”，[1]“我欲仁，斯仁至矣”。[2]所以他担忧的是人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3]他还指出，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仅应当“修己以敬”，而且应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4]

墨子虽与孔子许多观点相左，但其《修身》、《习染》等长篇也大谈道德修养。

战国时期孔学继承人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同样强调“修身”、“养气”、“反省内求”，认为人的善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并明确提出了“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的道德修养目的。[5]

荀子尽管反对孟子的性善说，但井不反对道德修养。他的《劝学》、《修身》等篇，就是论述道德修养问题的，他还提出了一些用于道德修养的“治气养心之术”。

秦汉之际成书的《大学》、《中庸》，也反复讲“修身”的道理，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

宋代的程颐第一次将“修身”和“养性”合起来，正式提出了“修养”这一概念。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们，更加强调人要通过各种道德修养方法，变化气质，陶冶情性，培养德性。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所谓“澡身”、“洁身”、“省身”、“正身”、“诚身”之类说法，也讲的都是道德修养问题。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道德修养问题不像在中国那样受重视，但思想家也有论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人的灵魂净化，要求人在每天晚上认真反省自己的所思所为，去恶从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目的是求得至善即幸福，而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每个人都应努力培养自己的美德。

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伦理学家奥古斯丁也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及良心的作用。他认为，人只有通过“我和我自己斗争”的内心风暴，才能使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面前，通过忏侮，接受良心的谴责，惩罚自己的罪恶，克制使人堕落的肉体欲望，挣脱束缚意志的情欲铁链，从而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近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康德由于认为只有从“善良意志”出发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所以指出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把道德法则作为理性原则，自觉按照“绝对命令”行事，排除一切感性的经验，包括主体的一切偏好、兴趣、利益和欲求。

现代中国社会，对道德修养的谈论和对“道德修养”一词的使用似乎已远不如传统社会那么多、那么频繁，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经常谈到的“改造自身”、“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之类，其实都含有道德修养的意思或内容。

道德修养这种个人道德实践活动，与道德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为二者都是教育人、改造人的活动，都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只不过道德教育是社会在道德方面对个人进行的教育和改造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个人往往处于受动地位。而道德修养则是一种个人主动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完全是自觉的，他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既是改造者，又是被改造者。

既然道德修养就是个人对自己进行的道德教育，那么社会道德教育的各个环节及其内容，即对道德习惯的培养、对道德认知的提高、对道德情感的陶冶、对道德意志的锤炼、对道德智慧的开启、对道德信念的确立，也大致就是道德修养的基本环节与基本内容。

2、道德修养的意义

从改造的角度说，道德修养是个人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道德要求或标准而自觉改造自身的活动。这种改造自身的活动是一个变自然人为道德人、再变一般道德人为完善道德人的过程。

人的道德素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种获得性，一靠外灌，即社会道德教育；二靠内修，即道德修养或自我教育。相对而言，内修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若无内修的自觉，道德教育的外灌也很难奏效。

人之所以要通过道德修养而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是因为道德乃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道理应该好懂。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中，想必都目睹过这样的情境：有的人被说成“没人性”或“不是人”或“是畜生”之类。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会被这样责骂？那就是缺德或败坏道德的人。

除此而外，则再没有什么人会挨这样的骂了。这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是没有金钱财富，还是没有地位权势，或是没有文化智慧，均不会影响他是人，唯独缺乏道德才会导致他“不是人”。明明是人，为何要说他不是人？这当然不属于非理性的情感宣泄，而是自有其蕴涵的严谨理性逻辑，这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禽兽或动物都是没有道德也不会讲道德的，所以那些败坏道德或不讲道德的人，就如同禽兽一般，“不是人”。

因此，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在人们看来，充其量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7]荀子也说过，人若无礼义，便同禽兽无异。

道德修养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做人、成为人，还可以进而完善我们的人格，提升我们的人生价值，让生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乃至使我们得以不朽。

我们知道，屈原是位写下大量隽永诗篇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但若不是他还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也不会那么受后人推崇，冠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谓；

诸葛亮是位智慧超群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若不是他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德行与德性，也不会那么受后世赞颂，称之为“千古名相”。

我们还知道，苏武、岳飞、文天祥、辛弃疾、谭嗣同、白求恩、雷锋、焦裕禄、欧阳海、孔繁森等众所周知的古今名人，他们那为人称道和难以忘怀的，也正是他们的高尚行为与可贵品质。

美德能使人流芳千古的道理，中国先哲早已知道，故有“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8]它是指，人可以通过“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价值以实现不朽，并将“立德”放在了“三不朽”的首位。

道德修养不仅对个人十分必要，而且对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一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乃是所有个人道德水平的平均值。若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低；若每个人的道德水准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自然也会高。

二是因为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要靠大量人才的参与和推动，而可以称得上是“人才”的人，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而且还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

俗话说：“先做人，后做事”。此言不虚，因为高超的专业知识技若被用在歪门邪道上，只会给社会及他人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古往今来各种类型的社会一般都会积极鼓励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相反，只有愚蠢的社会管理者才不提倡或漠视道德修养。

个人进行道德修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是可塑的，环境和教育可以改变人，人也具有自我改变和自我超越的能力。人与物不同，他没有固定不变的个体本质或个性、人格，只要他活着，就永远都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永远都处在变化之中。

并且，“人究竟怎么变”和“朝哪个方向变”也全都离不开人自己的自主选择。因此，一个人只要愿意通过道德修养来改造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德性，他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3、道德修养的目标

道德修养不是为了修养而修养，而是有目标的活动，这个目标就是完善自我，提升自己人格的道德水平。

提到人格的道德水平，不能不先说人格。人格在学界是一个分歧既大又多的概念，有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及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解释。

这一情况似乎意味着，人格概念可以意会，却颇难言传。不过在通观各种学科解释的基础上，再考虑到人们对人格的最为经常性的使用，如“张三没有人格”、“李四有人格”、“王五人格高”、“许六人格低”之类，这里就可以给出一个颇具包容性的解释，即：人格是指个人作为社会人的资质与位格。

现代社会已不是传统社会。结合现代社会之特点，总结提炼传统道德修养之精华，可将能适宜今人所用的基本道德修养方法概括为以下六种：

注释：

[1]《论语·颜渊》。

[2]《论语·里仁》。

[3]《论语·述而》。

[4]《论语·宪问》。

[5]《孟子·尽心下》。

[6] 《大学》。

[7]《孟子·滕文公上》。

[8]《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9] 转引自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10] 《孟子·离娄上》。

[11]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2] 《庄子·庚桑楚》。

作者介绍

韩东屏，1955年生于辽宁大连。教授，硕士、副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民建湖北省委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 1982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获哲学学士学位。1982年－2001年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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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外联：卢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