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绾是秦代首任丞相，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为王绾立传，涉及到王绾的记述也少得可怜，给人感觉王绾是个不值得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施以浓墨重彩的人物。

因为司马迁的厚此薄彼，在后世王绾远没有相邦吕不韦、丞相李斯名气大。吕不韦是世界历史上最牛的大商人，不炒期货炒人，投巨资把公子炒成太子，把太子炒成皇帝，把皇帝炒成期货，把自己炒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当于副皇帝的秦国相邦。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其中的寓言、比喻，生动形象，趣味盎然，文学成就也较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经典。然而，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功利性太强，他梦想用自己的思想控制秦王嬴政，而嬴政与他的思想并不投合，欲独治其民，很讨厌以“仲父”自居的吕不韦，正在嬴政寻找合适时机修理吕不韦的时候，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吕不韦秽行暴露，秦王政将其免职，又令其迁蜀，吕不韦畏惧，饮鸩而死。

李斯呢，是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标志性人物，商鞅变法，李斯定法，百代犹行秦法政。他那篇以客卿身份呈给嬴政的《谏逐客书》，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极富感染力，千百年来无数骚人墨客净手焚香品读不辍；其隶书写体《仓颉篇》亦如荆山之玉、灵蛇之珠，曾为秦汉人藏之深阁，奉为圭臬。但是，他立身无本，饱受诟病，沙丘之谋，贪恋权力，罔顾忠义，与胡亥、赵高之流，沆瀣一气，臭名昭著；他做人无基，投机善变，面临失势，在秦二世面前，先义正严辞，后摇尾乞怜，助推胡亥厉行督责，残贼天下，最终被赵高玩于股掌，受尽残忍的酷刑而死。尤其是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向始皇上书焚书，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其法至于偶语《诗》《书》者弃市，严重破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态，文化专制主义由此滥觞。郭沫若痛心地指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求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也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吕不韦、李斯都过于张扬，一生中大开大合，上天入地，气场大、影响大、命运起伏大，自然身后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和播扬四方的故事，这使得司马迁能够从史料和采风中获得两人相对丰富和完整的信息。而王绾低调内敛，心思缜密，踏实稳健，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无峥嵘之高论、浩荡之奇言，其智慧和能力只能从秦朝形势变化和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细细品评。

可惜，司马迁不察，在《史记》中王绾主要是作为负形象以反衬秦王、李斯英明而偶尔露面的。可稍加分析，就会让人心生疑窦。研究有关秦史的权威性书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嬴政执政的秦国或秦代，可不时兴裙带关系、平衡照顾、跑官买官、拉帮结派、拉票贿选那一套，在朝廷之上，关系型、忽悠型、安置型、享乐型、平庸型、投机型的公卿难有立足之地，没有能力和贡献，就没有权力和地位。由此推定，王绾作为秦代首任丞相，必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卓尔不群的功绩。这从出土的《岳麓秦简》和铜戈铭文上的“五大夫绾”“上郡守绾”“御史大夫绾”等略约记载，也可以看出王绾为相是符合秦朝“宰相必起于州郡、将军必发于卒伍”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价值取向的。

王绾和诸位公卿对于郡县制在秦王朝的确立，有历史性贡献。始皇二十六年，王绾以丞相身份协助始皇主持了新建王朝的第一次朝廷会议。王绾率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确立了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制，这种地方行政体制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如何推行郡县制问题上，王绾和李斯有严重分歧。

王绾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朝廷会议上，向始皇提出了“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母以填（镇）之，请立诸子”的建议。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反对。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不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也认为李斯言之有理，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历来有人据此说王绾反对郡县制，赞成分封制，这是错误的。就大方向而言，李斯和始皇所言不谬，与王绾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有了正确的方向，还需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否则，欲速则不达。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急政，左也，超越现实，不接地气，非坏事不可。王绾的建议，务实而稳妥，表现出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远见卓识。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导致这些地方各级政权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而朝廷和强悍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且禁卫军不可轻易调动远征，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鞭长莫及。正所谓：“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论》中，强调指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势”，不是出于圣人之意。文章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为依据，论证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贤、不肖往往倒置；士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远不如郡县制优越。他认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判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如果秦始皇采纳王绾的建议，在燕、齐、荆边远地区置王，作为全面实行郡县制的过渡措施，不太可能发生沙丘之变，即使发生沙丘之变，胡亥即位后也不敢杀尽兄弟姐妹，而赵高很可能被车裂；即使发生陈胜吴广起义，也难以聚合各种反秦势力，迅即席卷全国，只能在初始状态便被扼杀。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不能推到重来，后人只能通过咀嚼史书，品味些许历史的理性。

虽然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的建议，但他与王绾有相似的忧虑。因此，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且多次巡行四方，宣扬威德，教化天下。不过，这都不如“置王”有力有效。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王绾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秦始皇采纳，但却在西汉初年，为刘邦付诸实施了。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郡县为主体，郡国并行，在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

王绾对封建国家的统一也有很大贡献。他和右丞相隗状组织、领导了以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为主要标志的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的工作。这是一项广泛、深刻、复杂的浩大工程，原东方六国货币杂乱，量制衡制不同，文字读写各异，统一规范起来很困难，不仅需要朝廷和各级官员做大量的基础工作，而且还需要人们改变与之不相适应的观念、习惯，掌握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王绾和隗状在统一和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李斯不过是参与者，即使曾“更尅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其功绩无法与王绾相比。

秦始皇时代，吏治稳定，丞相久任。据专家考证王绾任丞相达七年之久，这七年正是秦王朝建立初期，百业待举，政府组织开凿灵渠以沟通南北运输，修筑长城以屏障匈奴，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以强化地方政权建设，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以全面实行土地私有化，修驰道、堕壁垒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迁徙居民以打击豪强、拓土实边；这七年秦代厉行法治，从严治吏治民，行政效率高，社会生活日趋规范。王绾作为政府总理大臣，该有多少智慧、心血凝聚其中！我们不能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彻底否定王绾的全部历史。

由此可见，王绾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卓越的政治家，其能力、功绩，绝不在李斯之下，理应在《史记》中单独立传，以为后世传递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