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色列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这个国家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以色列学者丹尼尔·戈迪斯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上一本以色列通史中文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即阿伦·布雷格曼的《以色列史》。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作者:(以)丹尼尔·戈迪斯,译者:王戎,校译:宋立宏,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戈迪斯此书便是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但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话剧《乡村》,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一个小村庄的系列故事。
不同于新历史学家,作者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kibbutz,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基布兹”儿童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的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
与很多以色列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着意呈现了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下面将要谈到的,便是现代以色列相关的诗人、小说家以及部分音乐、电影作品。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与《鸟颂》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奠基人比亚利克(Haim Nachman Bialik, 1873- 1934)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罗斯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罗斯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氛围中,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但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罗斯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西奥多·赫茨尔与《犹太国》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 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法律并取得奥地利法律执照,后来从事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日报》主编。早年主要为报纸写杂文,后来创作戏剧。现在有人称他为“以色列国父”。
刚上大学时,西奥多·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这令赫茨尔深感不安: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吊诡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时,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对此,左拉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后来,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
《犹太国》,作者:(奥)西奥多·赫茨尔,译者:肖宪,版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12月。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以色列的鲍勃·迪伦:梅厄·阿里埃勒
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面对被以色列攻占下来的耶路撒冷老城,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创作的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
梅厄·阿里埃勒(Meir Ariel,1942-1999),以色列歌手和词曲作者,因在歌词中诗意使用希伯来语而被称为“言语之人”(man of words)。以色列的众多诗人伊本·加比罗尔(ibn Gabirol)、纳坦·阿尔特曼(Natan Alterman)、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Y Agnon)和比亚利克(Hayim Nahman Bialik),以及美国歌手鲍勃·迪伦都对他的创作有深深的影响。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黑暗”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在你的城墙中,愿和平永驻。”
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1930-2004),以色列作曲家、歌手。她在1967年创作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成为六日战争中的标志性歌曲。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被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本文内容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整合自《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一书,导语介绍部分摘自书中中译本序,作者宋立宏,内容有所调整,正文部分整合自全书各个章节,亦有所调整和改动。)
作者:宋立宏;丹尼尔·戈迪斯;
编辑:徐悦东 风小杨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