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强调“上下同欲者胜”，若要达到“同欲”，光靠物质刺激与保障得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能使大家团结起来以对抗敌人之精神，点数敌方之罪状以激发士气。那么什么样的思想能够团结人心呢？主要还是要保护己方的“祖宗遗迹”，以及利用敌方的违逆祖制、违逆天命、为虐其民之行激发敌意。而且，一般统帅在做阵前演讲的结尾，还要强调军事纪律，才能显出己方是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这类演讲即是《尚书》中的“誓”，即战前统帅训诫士卒的誓词。本文，就是从这类演讲来看争霸时代，君主或统帅如何动员思想。
《尚书》当中现存的最早的一篇“誓”，是夏启讨伐位于关中地区的同宗有扈氏时所做的《甘誓》，尽管夏朝是否存在至今仍然在学界存疑，不过《甘誓》言辞朴质，可能并非如《虞书》各篇与《夏书》中的《禹贡》一样，尽是战国以后伪作。从这篇誓词来看，夏启作此誓只是针对于六军将领，而非针对全军。开头为了凝聚人心，也借天命申斥了有扈氏之罪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威侮五行”之含义并非是指干犯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大约是侵凌各方邻邦，而“怠弃三正”则是不使用夏国朝廷的历法了，制定历法，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中，被视为是天授人之道，以课定生活起居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时间，所以政权之正统性，与所用历法有很大干系，这就是所谓“正朔”。既然有如此不臣之举，这就是违逆天命加对抗人君了，所以我军要替天行道将其剿灭。接下来的内容，是强调军事纪律，战车左侧的弓箭手不向左方射箭，战车右边的长矛手或戈手不向右方挺击，也是抗命；驭马者做与战马无关的事务，更是抗命。大约因为启面对的都是有资格上战车的高级军官，所以可以强调这些事宜。到了结尾，还提到了赏罚之格，服从命令之人，会在祖庙神主前受到奖赏；不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社神（土地神）神主前惩罚。会被降为奴隶，或被杀掉。可见祖先崇拜这种来源于上古生殖崇拜的仪式具有很强的号召性，甚至受赏都要祖宗看一看。而土地神“社”也具有重要性，毕竟天神与地神都与农业生产关系很大。《甘誓》虽短，但军事统帅借天神立命，讨伐敌人并申明纪律，也构成了后来“誓”的基本结构。
后来汤伐桀之时，又作《汤誓》，在这篇“誓”中，汤就是针对全军官兵发布文告了，开头还是借天命指责了桀的罪孽，而且也提及了一下农事，即属下部众的抱怨“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我们的主君不体谅我们，让我们放下农活去讨伐夏人）。毕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能忽略。点数夏君之过，汤就更重视夏君对人的冒犯，而非对天的冒犯了，即“率遏众力，率割夏邑”（耗费民力，残害百姓），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因为汤伐桀是以下犯上，必须摆出道义根据方可动武，不比启伐有扈氏是以君命讨不臣，二也是因为民本思想比启那个时代有了进步，所以必须要显现出残害民力为人所不忍之罪状。而且还要用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加以论证，说敌方民众甚至希望太阳（夏桀狂妄，自比为日，将民众比作月）早点消失，好与太阳一道灭亡。末尾商汤还是提到了将士听命的重要性，因为他这个人主，就是天神的代言人，所以也有权代天行命，惩罚人间无道之敌人，并且对己方将士也做赏罚。
类似的阵前动员演说辞也见于《圣经》，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各部人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预备征讨迦南土著时，也是先用神谕与摩西的遗命晓命众人，然后再提及具体事宜要求，唯有有关赏罚之要求，出自于各部首领的答复，而非统帅约书亚所作。
《尚书》各篇“誓”中，最出彩的，莫过于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所做之《牧誓》，阿发慷慨陈词之时也打扮的十分有范，“左杖黃钺，右秉白旄（牦牛尾）以麾”，首先是列举了纣王这个小受（纣王本名确实为受，“纣”为周人所赠之恶谥）的种种罪状，最重要的一条罪状听起来十分“直男癌”，就是小受只听女人的话，不孝敬祖宗也对父辈亲属和自家兄弟很不尊重。小受用的人，也都是其他邦国的通缉犯，这些人本身就作奸犯科，自然也会为虐于民，这就是我们联军奉天命讨伐他们的根本理由。
图：动画片《哪吒传奇》中的纣王和妲己
《牧誓》的结尾还明定了赏罚规则，此外阿发还吼了两句“勖哉夫子”给联军将士打鸡血。战役中的表现也确实十分热血，巴人的部队甚至“前歌后舞，以凌殷人”，西土联军杀得“血流漂杵”，确实是给先前被殷人欺凌的西土各邦报了大仇，怕是被文丁关进小黑屋里饿死的季历（周武王的爷爷）的幽灵，看到此景也会大为快慰吧。总之，要报效的对象，天神与祖宗，一个都不能少。不过，天神的意见怎么传达给凡人呢？靠祭司、卜者这类神职人员吗？当然要靠他们，不过，周人有更强烈的民本思想，也不能全靠神官的解释，商人那边，也是自武乙射天以后，神官地位渐渐不如军事贵族了。周人更是不信邪，周武王先前在孟津大会诸侯时所作之《泰誓》，就点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神，成了民意的代言人，这种思想被他弟弟周公的后人孟子加以阐发，就成了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倒是武王自己的后人韩非，觉得祖爷爷干的事情就是人臣弑君，大逆不道，认为武王干的就是收买人心、兴兵作乱的事情，韩非这么说，就是为了防止君主身边出现施行恩惠收买人心之人，以实践“利出一孔”之法家式经济制度。此外，牧野之战前，联军进军途中还先后遭遇了三件不吉之事，旗旆被风吹折、道逢大雨路难行，以及占卜时龟背灼毁，对于三事，武王之臣散宜生甚是忧心，以为不吉之兆，不过武王不信邪，先后给出了“天落兵”“天洗兵”“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三次答复，彻底让“天命”为“人命”而代言，这种场景，倒是在同时的希腊世界、中东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没有出现过的，大概也是由于华夏世界本身就更注重祖先崇拜（对人），所以“人命”也渐渐压倒了“天命”，东土的刹帝利，也早早把婆罗门踩在了脚下。
大概也是因为武王率先在军事动员思想中主张以人命胜天命，在华夏世界后来的誓词中，也主要强调军事纪律与战斗部署，少言天命之类内容了，鲁公伯禽之《费誓》，秦穆公任好之《秦誓》俱是如此，特别是《秦誓》，秦穆公还借古人之言自我反省，实乃《尚书》诸誓中的一篇奇葩。重视“人命”与“人事”的动员演说辞，最显著的一篇，是《越绝书》所录孔子所作之动员门人抵御齐国陈恒入侵的演说辞，孔子提到，诸侯以相伐为耻（这可能是在延续第二次弭兵大会的华夏世界诸邦和平主义精神），而我们的鲁国，是“父母之邦，丘墓存焉”，这完全是为了动员门徒们保卫自家祖传产业，跟天地神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而门徒们也表现得热情高涨，颜回、子路、子贡纷纷要表示出马，但是孔子本人却拦住了颜回、子路这两个鲁国土著，让子贡这个卫国人去出头。子贡也果然出手，开启了他游说诸侯以保卫鲁国的行程。毕竟，这个时代，不是先前商汤周武那个仅凭着一腔热血的时代了，子贡的巧言善辩之术，也可以胜过兵戈。与孔子同时并稍晚一点的越王句践，更称得上是一位激励人心的大师，他出门看见气鼓满满的青蛙对他怒目而视，都要伏在车前横木上对青蛙的勇气表示敬意。越人也受此鼓舞，与敌作战一往无前。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更是要严明法度，《清华简·越公其事》也记载“王则自罚，小失饮食，大失绩墨，以砺万民”。这种行为也与曹刿认为秉公执法是信用之源的观念一脉相承。《国语》也记述了句践兴兵伐吴的誓词，点明了夫差的罪行是不顾自己的廉耻，却担心手下部众不够多。誓词中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规定作战任务（有关作战任务的要求，在《越绝书》所录的越语“维甲令”中叙述更详）以及明定赏罚的规则。也是一样没有提什么天意神意什么的，大概是因为越人有深为吴人所辱的民族记忆，这就足可以作为奋力向前的精神寄托，不用神仙帮忙了吧。总之，从华夏世界的高层视角来看，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中，表现出了一个神本位逐步退位，人本位逐步提升的过程。
图：句践与范蠡、文种塑像，位于绍兴鉴湖
“誓”这种文体，在进入战国以后，就逐渐衰落了，这大概也是由于当时华夏世界诸邦中吸纳了更多的成分，原有邦国作为宗族共同体的意识逐渐淡化，从技术角度来看，也是因为战国以后铁兵器开始得到大规模应用，降低了武器的成本，兵器不再是“士”阶级以及庶民中的“国人”的标配，自赵简子下令“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之后，国人野人的分野，也渐渐消失了，随之消失的也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感，毕竟平民头上的国君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宗族大家长了。先前三百野人只能挺着大木棒子报答秦穆公，到了战国末期，无业游民韩信都能带把宝剑四处游荡了。这也预示着原先以天赐荣耀和明定赏罚以激励人心的方法逐渐失效，必须要来实的了，于是乎“誓”这种文告衰落下去，而魏、秦之军功授爵授田制度大行其道。对于脱离了原大宗族共同体的新兴的自耕农兵士而言，毕竟敌人的脑袋就意味着日后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哪有比这还爽的啊。不过，虽然贵族们的精神更唯物主义化了，但是民间则往往对于旧有神灵或“神迹”的信仰有更深的粘滞性。这种行为的表现，莫过于反秦浪潮起动时，陈胜借“篝火狐鸣”制造舆论，与刘邦“斩白蛇”象征“赤帝子斩白帝子”了。义和团之请神灭洋，实质上也与陈胜、刘邦的草根精神一脉相承。
不过，这种种行为，也反映了儒家“礼不下庶人”所制造的困境，就是造就了一个类似于基督教初起时罗马社会人群的精神状态，有识之士虽言神祇之事，不过只当做旧事传闻，统治阶级为皇帝制造个人崇拜，神化统治者以号令群氓，庶民们则什么神奇什么有用就信什么，除了钱财，上下阶级缺乏一致之共同认识。幸而基督教借“三世纪危机”之大动荡，真正站稳脚跟以后，让下层阶级大致达成“尊主的命”之共识，即使是巫术式的收拢人心手段，也要用基督教语言加以粉饰，进而上层阶级也不得不颁布《米兰敕令》，这才勉强达成了“上下同欲”。但是，三世纪的动荡也基本破坏了西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基础，而且罗马人民的安全也开始仰仗于大批大批的蛮族雇佣军，基督教教会挽救罗马共同体的尝试基本失败了，不过也塑造了新的欧洲。
除了爵位与田宅这些实际恩惠，在精神领域层面，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也渐渐形成了近似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屈原就写过《国殇》这种民族主义烈士颂歌，但是，楚人对面的秦人也同样承受过厉共公至孝公时代“诸侯卑秦”的屈辱，加上后勤保障不起俘虏的伙食，这也造成了战国式总体战屡屡制造屠杀的背后动因，一是为了省粮食，二是为了发泄人类施虐或为昔日复仇的黑暗欲望，三是为了恐吓敌方。反秦战争中项羽制造的新安大屠杀，主要动因也是为了复楚人昔日之仇以及安定己方人心。但是，后来，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朕即国家”式政体深入人心，“朕”是谁，“我们”是谁不再重要，反正有个主子能让人安定过日子就行，所以八路军宣传队进太行山的时候，问老乡“我们是哪国人”，对方竟无以作答，或是有人会回答，“是山国人”。
图：长平之战尸坑
总而言之，在上古华夏世界，塑造战前之共同思想，离不开天命激励表示己方除暴安良与明定赏罚以显示纪律两大基础，但是祖先崇拜渐渐淡化了天命的色彩，战国以后的总体战又屡屡造就鄢郢、长平式的大屠杀，就只能靠民族主义式的思想、赏赐和对敌制造恐怖场面来安定军心了，尔后的帝制，又逐渐消弭了战国式民族主义，就只能靠强调忠君报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