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今属双峰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赶考，二十八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以后，他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直到一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趁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谥“文正”。

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大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领袖**和**都对其褒扬有加。蒋研读曾国藩著作。终身不倦，还摘录曾国藩及胡林翼言论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学员，人手一册；毛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在攻占天京前后，达到鼎盛。据此，不少人认为曾国藩当时已具有自立的实力。但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反清自立呢？

一是曾国藩要做的就是中兴名臣、儒家典范

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中后期以前，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道光年间，仍落后于全国多数省份。当时，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本人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所以，“道、成前湘士殊少知名”。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影响。这种情况造成湖南学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济用。清代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允依先生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成为培养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亦颇大。玉屏教育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曾国藩“自八岁起侍府君于家塾”。其父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入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比较系统的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进士后，曾国藩开始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得更为坦率，“凡仆人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

可见，曾国藩的思想，就是要按修、齐、治、平的儒家准则，为清廷干一番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一代圣贤。要他起兵反清，无异于反自己。

不过，思想上的原因，是主观的，并非主因，重要的还是客观因素。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要看政治和军事形势啦。

二是曾国潘所处的政治形势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并无什么建设性，其对社会及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巨大的。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其评价就不怎么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甚至与洪教主同一阵营的另一起义领导人苗沛霖也看不起洪。苗曾有一联讽刺天国与清廷：“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仪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洪教主定都天京后，据说，除了封杨秀清为“万岁”那次外，至死未出过天王府。

直到天京陷落前不久，李秀成劝其“让城别走”，但教主迷恋他的安乐窝，不肯移驾，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打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以保卫儒教和忠君爱国相号召，取得了士人阶层和部分民众的支持。

**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也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首先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不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曾国藩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道德劣势必然会转为政治劣势。此其不利处一。

早在咸丰十年(1861)七八月间，曾国藩为扩大围攻安庆的湘军，特在湖南设东征局，于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曾国藩大营。由于重复抽厘，致使商贾疲困，民怨沸腾，一开始就受到湖南各阶层绅民的攻击和反对，有人甚至扬言要将该局烧掉。曾国藩无奈，只好与士绅约定，待攻陷天京后即将东征局裁撤。湘军攻陷天京后，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收东征厘金。曾国藩以归还欠饷为由，拖延了将近一年。才正式奏请清廷停收东征厘。而后来又发生新的情况，湘军另一著名将领杨岳斌(即杨载福，为避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讳而改名)。时任陕甘总督，在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杨奏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将原解曾国藩大营之厘改解甘肃。这样，名称虽改，厘金并未废除。湘人对曾国藩的怨气可想而知。

湘军在攻陷天京后，对天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天京浩劫。 “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各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其行为与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杀人数量没日军多(因为那时天京城没那么多人)而已。曾国荃部下重要将领李臣典更是极端，随意掳掠妇女，竟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当时李臣典才二十七岁，壮年遽亡，引发种种议论，曾国藩兄弟为其多方掩盖，但终究隐瞒不住真相，实情还是广为人知，“公(李臣典)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曾国荃在天京陷落后，“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此后，曾国荃在家大量抢购民田，广起宅地，一副暴发户派头，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大哗，“老饕”之名满天下。而曾国藩却为其弟抱委屈，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珠为好笑。曾国藩本人廉则廉矣，其弟国荃却实不堪一“廉”字。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说，她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湘军所作所为，不仅为民众所痛恨，也引起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不满。稍后的理学家夏震武就斥责曾国藩说：“行军以纪律为先，立国以纪纲为重，救民水火之中而不戒淫掠，兵亦贼矣!”甚至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在天京的所为是一场浩劫，“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由上可见，曾国藩若反清自立，在政治上很难得到广大士人及民众的支持。而失去这种支持，其军事上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三是攻灭太平天国后的军事形势

军事实力才是决定曾国藩能否反清自立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在湘军攻陷天京后，军事上的优势是否在曾国藩这边呢？

曾国藩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军队数量较少。湘军占领天京后，总数达到三十万人，这是广义上的数量，即整个湘军集团的兵力。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才十二万人，且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左宗棠的四万人早已成独立状态；江中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拨归沈葆桢，而早在攻陷天京前，曾、沈二人已因江西厘金之争闹翻；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也在赴援江西不久，即拨给沈葆桢管辖。不过鲍超是曾国藩死党，如果曾国藩造反，他是极有可能归附曾国藩的。这样，曾的嫡系部队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湘军内部分化严重。天京陷落前，湘军集团多名重要将领已位至督抚，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力。彭玉麟(1857年授安徽巡抚，力辞未就)、沈葆桢(1861年任江西巡抚，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外甥。此处把他列入湘军集团，是因为沈属下兵勇多为湘人)、李鸿章(1862年江苏巡抚)、左宗棠(1862年浙江巡抚)、刘蓉(1863年陕西巡抚)、刘长佑(1860年任广西巡抚，1862年两江总督，1863年直隶总督)、杨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一个月，授陕甘总督)、刘坤一(1864年江西巡抚)。其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称得上是曾国藩死党。

曾国藩弟曾国荃与湘军多位将领关系不和。湘军克复金陵，尤其在处死李秀成后，众人“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辎货尽人军中”。这些人对曾国荃成见很深倒是不假，不过多隆阿在克复金陵前俩月即已战死。王闽运此处把他列出来。恐也因与曾国荃有旧隙使然。

要这些督抚们冒生命危险去跟着曾国藩造反，可能性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又不可能人人做皇帝。

左宗棠、李鸿章的立场。此处把左、李单列，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能力远非其他湘系将领可比，曾若欲反清自立，不取得左、李的支持，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曾国藩若反清，自然不能再打着道德的旗号，因为以当时社会眼光看，他造反本身就不道德，那就只能高举民族旗帜。但早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后，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看不到满清有如元朝那样迅速败亡的迹象，政治态度已产生根本性变化，对清廷由反对或不合作转为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维护清廷的统治，逐渐将自身利益与满清连为一体。这种情况下，民族旗帜已不可能对汉人中的精英阶层产生很大的凝聚力。尤其左宗棠，在多种场合对曾国藩都颇有微言。自1861年至天京陷落，两人几乎不通音讯(其间，1862年，曾国藩仍举荐左任浙抚)。曾国藩曾作联嘲讽左：“季子自称高(左宗棠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则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虽为戏言，但也说明了两人关系并不太融洽。李鸿章就更是个投机派，可以推测，曾国藩造反，初期李会不偏不倚，倘曾国藩顺利尚好，倘一不顺，李极有可能背后捅刀，帮助清廷对付曾国藩。

其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曾经料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既然曾国藩选择了这样的复国道路，那么他一时表达对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