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遆存磊
一九六四年初,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发表《苦雨斋访问记》,开首即说:“周作人(字知堂)先生对于如今的我来说,是唯一的恩师。三十年来我一直承蒙恩师的垂教,如今也一如既往地每月接受先生的教诲。”安藤氏之尊师重道,若置于其时的历史情境中,当更为令人慨然。现存的安藤更生与周作人往复书信,计安藤氏三十通,周氏四十七通,时间起自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迄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这些书信,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的生活及思想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因安藤更生乃知堂异域之故旧门生的身份,他们的纸笔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或有内容的不同处,有所区别于以往出版的与俞平伯、曹聚仁、鲍耀明、松枝茂夫等的通信集。我仅想从一极微小的点——饮食切入,略窥知堂晚年生活的一斑,以及安藤氏作为一位曾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学者对客居地的眷恋。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安藤更生在写给知堂的信中说:“东京也已是初冬的景色,两三天前还有些叶子形状的芭蕉已经完全似霜打的一样。寺庙和公园的银杏叶已落下黄叶。每天早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西面天空中冠雪的富士山。北京的饭馆子也该是掀起热气腾腾的白气了吧。糖葫芦儿也开始冰冻了吧。我学着冻柿子,把日本的柿子放进冰箱里冻着,遥想着燕都。我生活的必需品香片也好像能从香港那边进来。院子里种了一棵香椿树,一到春天我就准备摘些嫩叶拌豆腐吃,但日本的豆腐卤水不够,而且最近也没有岩盐,总弄不好。去横滨也能买到香菜。日本到处都开有饺子铺,称作ギョーザ(真是多么难听的词,都是些在满洲呆过的日本人讹传的吧),无论什么人都在吃。”后又在次年二月六日的信中提及糖葫芦:“小弟能再次听得回响在胡同土墙的卖糖葫芦的声音到底要待到何日?”他对北京的冻柿子念念不忘,屡次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