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范岱克（Paul A.Van Dyke）的新著《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在这本书中，作者利用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作者在书的最后，重新审视了广州贸易的成功和失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广州市粤海关旧址

违禁品贸易是广州体制的主要缺陷之一。澳门和广州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走私活动。贿赂海关官员相对容易，货物能够“无声无息地”过关。朝廷的许多收费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这导致“穷人”的贸易不断地越来越深入到“富人”的口袋中。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西江沿线的收费上涨，与此同时鸦片走私网络得到了发展，这应该不是巧合。粤海关监督不能或不愿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来遏制勒索，因此勒索继续发展。

澳门葡萄牙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建设和管理至关重要，但许多人是利用其特权从违禁品贸易中获取私利。如果珠江三角洲的海关官员想要从非法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葡萄牙人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或厦门的官员想从鸦片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珠江三角洲下游一带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的海关官员或码头的海关官员希望从走私中获益，他们必须与买办和引水人一起就收取的好处费展开竞争，而买办和引水人则必须与葡萄牙人收取的费用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