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留给后人的美好的印象来自于《东京梦华录》。光从书名来看,我们就能想象到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盛世之象远超汉唐,冠绝明清。然而史学研究证明,宋朝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远不如明朝发达,边疆局势动荡,赋税沉重,积贫积弱,导致农民起义频繁。在北宋短短160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多达203次,平均一年一次还多,冠绝历朝之首。
北宋的政治制度,脱胎于五代后周,经赵匡胤改良成为祖宗家法,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文人之优渥为历代之首,官府大力推行“益俸制”和“职田制”,想方设法增加官员俸禄。京官除了有数倍于前朝的俸禄外,还有绸缎、绫罗、禄粟、酒茶盐炭等各种补贴。高薪养廉换来的是“文官爱财、武官怕死”,财政压力巨大,收支失衡,将沉重的财政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
因此,北宋的财政岁入远超历代王朝,宋熙宁十年岁入7070万贯,远超数百年后的明清两朝。北宋在失去燕云、陕甘的情况还有如此税收,是因赋税极重之故。包拯曾言:“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域不及汉唐而岁入倍增的原因:官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有宋一朝,宰辅均为理财高手,变着花样增加岁入以弥补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的财政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