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风尚表现，政治到文化的过渡时期

导语：清代学术风尚表现，政治到文化的过渡时期

清代学术风尚总体表现为以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与总结为大端。如果说清初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崇尚的经史之学是一种倡导与推动的话，那么，清中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学既是对清初以来愈加明显的朴学风尚的一种升华与完善，更是开启一代学术新风的典型。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学术规范的汉学传统，在清代学人特别是清中期学人中深入人心，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艺术探索，均有浓厚的追源溯流的情结。

清代朴学的盛行，显然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的泛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清初学者尚有明季学术风气的话，那么，主客观因素已经导致乾、嘉诸老的学术与前辈经世致用之学迥然有别了。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黄宗羲）嗣轨阳明（王守仁），船山（王夫之）接迹横渠（张载），亭林（顾炎武）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颜元）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

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夐绝焉。”又说：“今（乾隆帝）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震）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学诚），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安石）、程叔子（颐）之万一耶！”“文字狱”政策就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因素，而一代学者的学风转型则是主观因素。前者是“被动”因素，后者则是“主动”因素。两者的关系是“主动”在“被动”地得到政策的“支持”与“理解”，并为之提供最好的学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