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尽心篇》人性的良知良能
人性的良知良能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提出来的「良知」「良能」,成为不得了的重大问题。这两个名词,影响了整个亚洲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约有八百多年到一千多年之久。
王阳明的哲学,影响了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真正文化中心,也就是王阳明所阐述的良知、良能之学。这个学说,在国内自明朝到清朝的六七百年之间,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在佛教禅宗方面来说,王阳明的学说一出来,就掐住了禅宗的喉咙,需要抽痰开刀了;但也有许多禅师,是在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之下而悟道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功业文章,很了不起,但是对于他的四句教,我也曾在民国四十四年(公历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禅海蠡测》中评论过他,现在不再多说。
至于孟子的这两句话,也是很值得讨论的。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学就会做的,就是「良能」。那么小孩子偷糖果吃,也是「良能」吗?「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经过考虑而知道的就是「良知」。像有的人,天生有偷窃癖,有家有当,丰衣足食,可是看见穷人家两只鸡,他还是会不加考虑地偷来,这种不虑而知道去偷的知,也是「良知」吗?所以孟子这两句话,哲学的道理完全对,用的文字有问题。同样的,「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也有问题。小孩子「不学而能」的事多得很,孩子的破坏性很大,见到东西,尤其是新奇的东西,喜欢拆解破坏;对于一些小动物,喜欢弄死,这也算是「良能」吗?所以这一段,是孟子学说的中心所在,可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他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我不完全同意孟子这几句话,说得未免太笼统了。他说「孩提」,这已经不是婴儿,是由大人牵着手走的四五岁上下的孩子了。他说这样的孩子,统统爱父母。这可是不一定,学过儿童心理学的就知道,有太多的孩子,天生不喜欢自己的父母。严格说来,婴儿喜欢母亲,也并不是由于孝心,只是他需要吃母亲的奶水,是利害关系。一般说这就是孝,就是爱,那是知识分子加上去的。人类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是否可爱,是一个大问题。孟子强调「孩提之童」,个个都知道「爱其亲」;等他长大了,个个都知道「敬其兄」,也是有问题的语句,因为兄弟姊妹间成冤家的多得很。人性是很可怕的,究竟是否像基督教说的,吃苹果变坏了或被蛇诱惑,真是一个大问题。
再看他下面的结论。「亲亲,仁也」,亲爱自己的亲人,是对人类同情;「敬长,义也」,爱自己的兄长,同时也爱别人的兄长。「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说,这没有其他理由,这是人类的真理。孟子这些话大有问题,需作彻底的讨论。
王阳明悟的是什么?就是孟子说的「良知」;而佛说的「般若」也是「良知」。「佛即自心,能生万法」就是「良能」,神通妙用也就是「良能」。王阳明曾学过道家,也学过佛家;后因被谪到贵州龙场,自己在山洞里闭关打坐,工夫已做到有神通,能够先知了。有一个朋友去看他,在三天前他就预知了。王阳明悟道以后,采用了孟子的「良知」「良能」,提出所谓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学说思想,就采用孟子的这两个名词,「良知」与「良能」。阳明先生特别注重于「良知」,认为「良知」是人的天性之知,等于佛法所说的觉性。而阳明学说的重点,在「起用」——即知即行。
孟子对于「良知」、「良能」的观念,在原文中他下的定义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是两个大原则,这是讲心性的「知」与「能」。他认为「能」与「知」是不学而会的,例如小孩子不学就会做的,就是「良能」;不经过思想考虑而知道的,就是「良知」。有人作哲学的比对,认为孟子的「良知」,就是西方哲学中,法国人博格森所称的「直觉」。现在更有人认为,禅宗的悟道,是一种「直觉」的作用。至于博格森所说的「直觉」,与孟子所提出的「良知良能」,是否相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以一个翻译的名词,任意用来凑上做研究比对,这是很危险的事。研究学说,应该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看见一个名词,不可任意拿来引用作比喻,必先探究来源,了解它的含义,然后方可引用。
再看孟子对「良知良能」所引申的理由,他说一个小孩子就自然爱他的父母,这就是「良知」。可是相反的一派,主张人性本恶的法家,观点就不同了,认为小孩子的爱父母,不是本于人性的善良,而是为了利害的需要,有奶便是娘。假如一个婴儿生下后,抱离父母,由另外一位母亲养育,喂他奶吃而真爱他,这孩子也一定爱这个母亲。如以现代心理学来分析,也是如此。而孟子认为小孩子爱父母是天性,长大了就爱兄弟姊妹,这是不一定的,意见相反的非常多。
缩小范围来研究,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究竟是什么?这个「知」,这个「能」,到底是什么?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话,和告子所说的一样,他们几位所辩论的人性,都是指后天的性,是父母生下来以后的,不能代表形而上的本性。所谓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究竟是善良,还是不善良,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联想到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般人向来歪曲了老子的意思,说老子认为天地无所谓仁爱,只是在玩弄万物;而所谓天心仁慈,只是人类的一种观念而已。如果天地真的由于仁慈生了万物和人,为什么又让他们生病、烦恼、死亡?这不是天地自找麻烦吗?如果天地生人,都不老不死,该有多好!太阳永挂中天,连电灯也不必有了;大地自然会冒水,也不必下雨了。可是天地偏要制造许多矛盾,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一般人这样解释,可以说是歪曲,是诬蔑了老子。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或不仁,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天地生长万物,都是看做刍狗一样,完全平等。古代的祭品中有狗,后因不愿杀生,便以刍草做成狗来代替,名为刍狗。在祭祀以后,就抛弃了。所以天地生长万物,是任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灭,无所谓仁与不仁,更不是玩弄。所以老子这两句话,只是说明自然的道理,不能往坏的方面去解释。
由于老子这两句话的说明,依据逻辑,可以引证,对于形而上的本体而言,可以称为良知或不知,或良能,或无能,或能而不能,或知而不知,均可,并不必要强调一定就是「良知良能」。
再向好的方面看,良知与良能这两个名词,孟子所说的是对的。「良知」是人性的好知,但有时候是邪知、歪知,那个知就不大好了。孟子所以说「良知」,是因为他的思想始终站在人性本善的观点上说话,凡是善的事情,自然都是「良知良能」。但这项学说有一个漏洞,就是邪知、歪知,以及坏的行动,是不是「良知良能」?如果说坏的行动,是后天的习气而来,在理论上就有了问题。
良知良能经孟子提出后,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达一两千年之久。这个问题,西方有些哲学家,在唯心道德理论上,与孟子的这一理论是相合的。另有一派非道德的学派,则认为孟子这一说法不够哲学,甚至说中国人没有哲学。其实人伦道德本来是以行为作基础的,硬套上一个哲学的帽子,谈到形而上的本体,就不通了。例如孟子所提的,小孩子天生有善良的本性,但他引用的例证,则不足采取。
再回溯看孟子的老师子思,在《中庸》中所说的话——虽然有人说,孟子并未跟子思学过,子思死的时候,孟子只有十几岁,但是子思很器重孟子,曾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圣人。这些考据的事,这里不去讨论,但看子思着的《中庸》,其中也没有提到「良知良能」,只说「天命之谓性」,对于心性,一如佛家说的「一切众生皆是佛」,只是自己没悟,所以不知自己是佛。《周易·系传》上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这个意思,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圣人。
但《中庸》中还有一句话——「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是说一个人真正悟到了「天命之谓性」,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但圣人不知道自己是圣人,如果知道了,那就不是圣人了。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就是说,在男女饮食之中,也可以悟道,虽达到了极点,圣人也不知道。这几句话很妙。
《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像这一类古书,希望今日的知识青年,能够熟读背诵,了解它的意义,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四十多年前,有一位留德的著名黄医师,她是江苏的世家子弟,对国学有相当造诣。她说在德国时,有一次去跳舞,召来一名舞男,她最初还不大看得起这个以伴舞谋生的德国青年,但那个舞男说是大学毕业,而且读过《老子》,并且立即用中国话背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解释得也很有一套。所以这位留德的女医生就说,将来中国文化,必有流行于世界的一天,凡我国青年,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否则到了国外,反不及外国人了解得深切,那就太惭愧了。
到了明朝理学鼎盛的时代,有一位读书人,去向密云圆悟禅师请教。这个禅师是明代一位不得了的大禅师,但是他和六祖惠能一样,也是贫苦出身的,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他悟道以后,豁然开朗,什么都会了。这个读书人问他:「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和佛说到菩提道「不可说,不可知」一样吗?密云圆悟禅师说,你读了一辈子书,这个道理也不懂么?「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圣人。」这位读书人一听这几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了这个了解,才知道孟子不是小器,把五只母鸡,两只小猪,都看作宝贝一样成了财产;实在因为在战乱之中,想吃一个鸡蛋,也不容易,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尽量挥霍、浪费。孟子说,文王当年,也是经过那样一个乱世,民穷财尽,命不如鸡犬。像我也曾亲身经历过这种战乱,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说「宁作太平鸡犬,勿作乱世人民」这句话的况味,真是做人不如做鸡犬来得舒服自在。这是现在青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到了这种时候,正如苏东坡坐牢时的诗「魂惊汤火命如鸡」。
可是在西伯(文王)这里,却能善于养老,怎样养老呢?「制其田里」,就是平均地权。这也是周朝以后,好几代历史都想做好的。如汉王莽、宋王安石以及明朝张居正当政的一代,都想做到而都告失败。可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做成功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以迄于土地重划,还有农村再扩及都市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等等。在文王当时也做到了,而且教导每一个国民,发展农牧,在家庭中教导妻子和子女,能够孝养父母老人。
关于孝养父母,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特点,但也不要以为西方人绝对不管父母,只是中西制度两样。西方人的父母,想到儿女家去,要先得到儿女的同意;做儿女的,于方便时接待,接待多久,也诚恳地告诉父母。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不以为然。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上,父母在年轻时,对上一代也是如此,成了习惯,大家都能坦诚相处。中国的情形,如果兄弟多人已经分家,父母要到某儿子家去,儿子媳妇表面热烈欢迎,心里却在嘀咕。所以中西两种形态,各有长短利弊。尤其是养老问题,儿女孝养本是应该,但很难做好。尤其现代工商社会下的小家庭制度,儿子结婚以后,等于「嫁」出去一个儿子,孝养他的岳父岳母去了。所以文王是教全体国民,要「导其妻子,使养其老」。透过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家庭问题,要孝养父母的话,夫妻之间的教育和沟通,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另一面也可看到文王当时,对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深深感觉到,长久以来大家所讨论的所谓青少年问题,并不是问题,我们在青少年时,也是一样。青少年就是这个样子,硬把他们看成一个问题,而为社会、学校加上一个责任,这是不对的。青少年如果有些行为不大正常,那是家庭教育问题,而家庭教育如果说有问题,那是家长需要再教育。我觉得老年人倒是有问题,对这一代青少年,我们老一代的人应该挑起责任来,不要完全责备年轻人。
不过年轻人听了我这个意见,也不可自以为一切责任都在上一代,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站在做子弟的立场,问题大得很,至少不听长辈的指导,不接受父母师长的教训,轻视上一代的经验等等,这许许多多,都还是青少年的责任。如何继往开来,发展新的文化,开创新的历史,这些都是青少年的大问题。现在所担心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文化教育。实在讲,目前这一代青少年,文化无根,自己没有建立好文化的基础,将来如何去开创?万一根都留不住,中间断了线,那就惨了,这就是今日青少年的责任。
「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这是孟子说有关生命温饱的两句话,一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很流行。这是根据中原一带的气候环境来说的。人到了五十岁以后,冬天不穿棉衣,身上就不会暖和。到了黄河以北,冬天非穿皮衣不可,没有羊皮,也要穿猫皮,否则冷得受不了。再往北到了东北,那就更冷了。在南方像云南、广东、台湾等地,气候容易适应,尤其云南「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昆明的青年到北方读书深造,往往读了一学期又回到老家,原因是气候没有昆明舒服,他们受不了。不过,孟子说的,好的社会,好的食物,好的气候,会养成「子弟多赖」。
「七十非肉不饱」这句话,在现代来说,似乎也不适用了。医生劝年纪大的人少吃肉,担心胆固醇增加,会引起血管硬化。可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话,不必太迷信,因为自然科学是天天在推翻旧理论的,是不定的。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人老了,还是需要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温暖。
他说,假如一个社会中的人穿不暖,吃不饱,生活在饥寒困苦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国家了。而西伯(文王)所治理的地区,可以做到「无冻馁之老者」,就是说,他治理下的社会是安定的,因为他的政治、教育、内政、经济等等,制度都很健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自大禹王治水以后,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农业社会是爱好自然的,喜欢歌颂田园之乐,任何时代,任何角落,都充满这种思想观念与文学作品。很多做官的人,到了相当时期,请求退休回家,享受所谓「归田之乐」,可见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欣赏自然。
其实也不尽然。假使作一次民意调查,青年们如果要享受田园之乐,那是偶然到乡下玩玩而已。如果真的长住下去,除非是乡村都市化,水电俱全,有一切的设备。古人说「穷居乡,富居市」,穷了住到乡下去,有钱就要住到城市去。不过,现代工商业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就反过来了,变成「富居乡,穷居市」。美国就是如此,像纽约市的大老板们,下班就开车到乡下别墅去了,离都市很远很远。晚上留在纽约市的穷人较多,楼梯下,亭子间,都可以住。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相反的,所以孟子描写的,是当时文王治理下的农村安乐境界。
孟子这里所说「五鸡二豕」的境界,今日在台湾长大的青年,因为没有经历过动乱苦难的时代,就看不出《孟子》这段文章背面的意义,历史变化的背景是非常悲惨的,此其一。
其次要了解,当时连五只母鸡、两只小猪的享受都没有,那种贫穷落后、痛苦生活的煎熬,真是有难言之痛。所以圣人们要出来救世、救人,就在这个时候发愿;并不是打坐、念佛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要起而行之的。但历史上也有鼎盛的时代,像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就是那种富强康乐的社会;清代小说《红楼梦》,描写清初社会的太平景象,吃喝玩乐、打牙牌等等。现在赌场中用来巨赌的牌九,就是以前闺房中玩乐的牙牌发展出来的。至于现在流行到西方的麻将牌,传说就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发明的。
太平盛世的人心、思想与这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慢慢影响社会人心,道德渐趋堕落,社会逐渐混乱,最后发生战争,造成社会的贫穷。不但中国历史如此,世界人类也是如此,一般人称之为循环,佛学上就称之为轮回。
战国时,老百姓都在「望治」,希望社会的安定、行政的治平,人民能安乐,国家能富强。但富强康乐久了,人心就思变,变久则乱,乱久就惨了。惨痛以后,再回复到望治,而后得太平,人类社会就是永远这样轮回。在政治哲学上看,孔孟所希望的安定,应该是大同思想那样;如果以历史哲学来看,人类的历史苦难,可以说是活该。所以仅仅靠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天下一切众生得太平,是做不到的,因人心不能平静。一个有钱的家庭,在夫妇、婆媳、兄弟之间,都会闹出纠纷,这是社会上常看到的。最大的毛病是有钱,被钱害了;如果没有钱也就无事可闹了,可见金钱为害之大。家庭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我们透过这段书,就可以了解历史哲学的一个道理。
西方文化有一项专门的学问,叫做历史哲学,大家认为这门学问极为深奥,能到外国读一个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常劝青年们不必去学这门课程,因为《三国演义》上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两句话,把人类的历史哲学说尽了。在外国研究的话,扯上一大堆苏格拉底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啰啰唆唆,抄上许多参考书,结果,还是超越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范围。其实,逻辑、辩证,都在这两句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