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最初对南宋产生想法，是在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之后。从那时起直到忽必烈登基以后新政策开始实施的1266年，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双方虽然有过数次攻防战，但每次都因蒙古一方的失策和混乱无果而终。伐宋之战被认为是一场持久战。然而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这短短十年时间，忽必烈步步为营征服南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襄樊包围战

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认真讨论、反复琢磨伐宋计划。就攻击路线而言，他们认为要避开棘手的“空白的障壁”而选择汉水流域。自然，蒙古军攻击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在了汉水中游的要冲——襄阳及其对岸的樊城这两大城市上。据说这一计策是由从南宋转投蒙古的刘整提出的。只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大部队进攻，无论是谁大概都只能想到汉水流域。忽必烈做出了这一理所应当的选择，而南宋自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将开封作为兵站基地的补给网络十分完善，而当时“前线财务厅”的负责人是穆斯林经济官僚阿里·贝格。名字颇像景教徒洗礼名的马鲁·优抚那（马鲁意为先生，优抚那意为约翰）也参与了军事物资的调配工作。与战争相关的一切经济事务，均由以伊朗系穆斯林为首的犹太教徒、景教徒负责。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三重结构的远征部队以阿术为主将、以汉人部队的负责人史天泽为副将，从河南平原向西南出发了，人数约有十万。这支“蒙古大军”首先包围了汉水左岸的樊城。

而南宋一方也十分重视这两个城市，将其作为保卫国土的前线据点，做好了迎战的充分准备。管辖着长江中游流域和汉水流域的“京湖制置司”（或为荆湖制置司）军阀吕文德，与南宋政府的权贵贾似道关系密切。他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为击退蒙古大军，将以私人军队为主体的最精锐部队交给了弟弟吕文焕，同时将大量的军饷、装备运进城内。很明显，他们想通过持久战，将蒙古大军的进攻就地拦截下来。

襄阳、樊城之战虽为首战，但从一开始就带有两军决战的色彩，在前后大约六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但奇怪的是，蒙古大军非但几乎没有发动进攻，反而开始大兴土木。

十万大军所到之处，寸土必掘。先是挖壕并将泥土垒砌起来，到处都建起用来监视敌情的墩台。吕文焕率领的守兵们跃跃欲试打算开战的计划落空了，他们惊愕地看着蒙古的行动。而当他们发现这一动向的时候，在襄阳、樊城两大城市周围已然出现了绵长的“环城”土墙。

此后，土墙日益牢固，襄阳的南面出现了两大包围圈。蒙古军队的司令部及各部队总部设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和山丘上，这些据点连接起来形成的包围线有百余公里之长。而且，蒙古一方在各个军事、交通要塞建起了堡垒和“临时城池”，共计四十余处，在汉水的江中也搭起了堡台，并在与两岸要塞之间的位置打上桩子，起到封锁的作用。这样一来，这两大城市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

蒙古大军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成为重点武装地区的包围网一带及其外侧，广泛分布着蒙古各支军队的驻营基地，兵士们在这里开始了“生活”，而完全不见进攻之势。

相反，发起进攻的是守城一方。当樊城的守卫队长张汉英和防守襄阳的吕文焕直属部队迫不及待地出击之后，位于壕垒后方的蒙古大军躲在壁垒之后，发动密集的弩炮、弓矢，甚至各种火炮火器攻击，而绝不会与敌军进行亲自挂刀上阵的肉搏战。守城一方除了不断引兵出击之外别无他法。

蒙古也并未将所有兵力全都部署在包围线上，而是根据形势需要派兵前往开封的兵站基地，甚至渡过黄河前往北方根据地，或是回到首都的忽必烈身边。而环城的守卫也采取了轮班制。

襄阳、樊城被“土之城墙”这一复合体渐渐包围，在沉不住气而主动出击之后，又被“远程武器”再次击退，这与普通的作战方式截然相反。在这种空前的战术之下，守城一方的士气渐渐消沉下来，相反，连各种商人、游艺人都来到了长期驻扎在城外的蒙古大营中。襄樊近郊一带俨然开始呈现出了战争时活跃发达的经济城市之景。

扩建水军 步步为营

战斗只是随意地偶尔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平浪静的状态仍在继续。实际上，蒙古一方已经突然开始了下一个布局，也就是水军的建设，据说这也是刘整的建议。关于这一部分，《元史·世祖本纪》似乎都在有意识地突出刘整的贡献。

南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便是水军。与金朝南北对峙约一百五十年之后，以南宋最大的“北部防守”屏障——长江为首，包括汇入长江的诸多河流上，有许多巡航监视的水上部队，它们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可以称为“常备舰队”的规模。南宋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而拥有的舰队战斗力，不仅在中国史上，在世界史上也是值得注目的。

对于忽必烈来说，他必须考虑要如何与这样的水上力量对抗，因此，水军的建设和培养也不可避免地被提到政治日程上来。而刘整只是把理所应当的事情理所应当地提了出来而已。据说忽必烈对此十分高兴，决定以刘整为核心组编“蒙古水军”。在这些汉文的官方记录中，究竟是想暗中赞扬“叛徒”刘整，抑或是想体现忽必烈用人的巧妙高超之处，在史料和历史之间存留着微妙的罅隙。

据记载，这支水军由五千艘船舰、七万人组成，但关于其详细情况还不得而知。只是我们很难想象七万人的“水兵”全部都由“新人”组成，若说是从不久前的土木工程里抽调部分华北士兵组成水兵，或许更加合情合理。不管怎样，“蒙古水军”已经开始在包围线的上游和下游开始了训练，训练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又与陆上各支军队联动起来进行了数次整体军事演习。襄樊郊外已然化身成了蒙古“水陆大军”的演习场。

蒙古大军不同于以往，摆出了长期驻留的架势，这一消息无疑也传到了南宋的中央。贾似道前后两次派出援军北上，但都被蒙古轻松击退。至元八年（1271年）六月，贾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领的十万水陆机动部队，沿着汉水启程北上，这支部队可谓是南宋的王牌军团。

蒙古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在纯骑兵、步骑混合兵、纯步兵三种陆战队的基础上，再加上新组编的水军，他们利用各个要塞、堡垒布开了巨大的作战阵地。而南宋军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水陆两端被打得落花流水也是自然的结果。这是忽必烈及其谋臣们的胜利，他们并非主动穿过这“空白的障壁”，而是将对方吸引到自己的位置来，从而一举歼灭。这是一个政权的规划力、组织力、执行力的胜利。

南宋一举陷入劣势。由于王牌部队被蒙古击溃，整个南宋陷入了恐慌之中。之后，南宋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挽回局面，它的消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西方传来的新兵器

随后，发生了史上著名的吕文焕之战。正如文中所述，吕文焕在两年时间里一边鼓励着被团团包围孤立无援的两城将士、百姓，一边苦苦支撑着局面。

而忽必烈开始投入使用新兵器，也就是在旭烈兀兀鲁思开发、改良的巨大投石机。波斯语叫作弹射器，汉语称之为“回回炮”。

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人被旭烈兀兀鲁思首领阿八哈举荐给了伯父忽必烈，他们制造了数台这种攻城兵器，并在忽必烈等人面前展示了其威力。在忽必烈看来，这种首次出现在东方世界的巨大新型兵器，对于处在胶着状态的襄樊之战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至元十年（1273年）一月，在樊城郊外出现了一架弹射式机器，巨大的石弹摧毁了樊城的城墙，蒙古大军由此杀入城中，张汉英率领的守城军队投降了。随后，搬入樊城城中的投石机将目标瞄准了襄阳。

投石机

巨大的石弹轻松越过了宽广的汉水河面，从上空向襄阳袭来。即使是现在，位于襄樊两市之间的汉水也有七百到八百米宽，而当时这一武器至少具备了这样的飞行距离。而与弓矢、弩砲、火炮不同，它的攻击根本无法抵挡。在可以逐一击破城楼、兵舍、民宅，并横扫所有守兵、百姓的这一新兵器的恐怖威力之下，吕文焕开始想要放弃了。最终，在第二年二月，以保全全军、全体百姓的性命为条件，吕文焕开城了。

忽必烈政府对襄阳极尽优待，不止按照之前的约定不杀一兵一民，还反而任命吕文焕为“襄汉大都督”，拥有汉水流域绝对的军事权力，其麾下将士也被授予忽必烈直属的“侍卫亲军”的地位，并和从前一样由吕文焕统领指挥。

这对于吕文焕及其部下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优待。首先，对自己六年以来的守城之战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敌军蒙古；其次，他们得到了作为蒙古大汗直属部队的特权以及比以往更大的势力范围，并被评价为最好的勇者，这对于习武之人来说算得上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吕文焕及其将士们的感激之情是自然的，家族、百姓们的喜悦也是自然的。在守城之战中，两军死伤极少，因此在蒙古军队与吕文焕军队之间并没有彼此萌生恨意，甚至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并肩作战的感情。通常伴随战争而来的血腥，在这次战役之中几乎没有出现。

相反，吕文焕大军及襄樊的百姓们开始对南宋中央政府失去信任。对于吕文焕来说，尤其是在守城之战中哥哥吕文德去世后，贾似道的态度就仿佛是想要吕氏军阀全军覆没一样，甚至故意抛弃了他们。的确，贾似道当时极度的束手无策也确实会让人作此联想。

怀疑进而越过了愤怒，直接升级为复仇之心。此时，抛弃自己的人与认可自己的人、南宋政府与蒙古政府的区别一目了然。在忽必烈政权中有许多汉人在为其效力，能力主义、绩效主义这一原则超越了人种及文明的差别。口头上的书生之论很少出现，靠华丽辞藻伪装自己的文人官僚之间的“党派斗争”亦很少发生，比起包括书生在内、上上下下都充斥着无限嫉妒与斗争的临安南宋政界，这里自然是完美得多。

吕文焕及其兵团向忽必烈立下忠诚的誓言，并自然而然地申请担任下一轮伐宋之战的尖兵。而蒙方关于吕文焕等人“变节”“背叛”一类的论调或评价，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吕文焕的“变节”

大举进攻，接收南宋

随后，伐宋大军势如破竹，一举前进。蒙古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战线从淮东到四川，覆盖了整条南北国境线。忽必烈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司令官，同时向中亚战线上的北平王那木罕处派出了右丞相安童，采取了对称的措施。

至元十一年（1274年），赶赴南宋前线的蒙古大军一举发动了进攻。如果说襄樊之战是“点”的攻防的话，那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就变为了“面”的攻防。至元十一年（1274年）一月，蒙古在鄂州不战而胜，全体南宋守卫士兵向蒙古打开了城门。

年轻的总司令官伯颜给予降军很高的礼遇，并让其各自留任原职，同时严厉告诫自己军队的将士，不许掠夺一分一毫，不许伤害一兵一民，就这样，鄂州及其周边被伯颜悄无声息地吸收过来。

自此，蒙古首次获得了长江以南的落脚点，并且是极其重要的落脚点。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南宋宰相贾似道不得不为了摆出迎击之势，率军来到芜湖，此时南宋尚有二千五百余艘战舰，但此时的军队已然失去了统一性和战斗欲望。伯颜先派蒙古骑兵来到长江两岸，接着在战舰上让巨炮一齐攻击。南宋军乱了阵脚，夏贵第一个逃跑。错愕的贾似道鸣金收兵，试图阻止逃跑的士兵，但无济于事，全军瞬间崩溃了。南宋的命运也自此终结（贾似道因为战败而被追责，在流放的途中被绞死了）。

伯颜大军自鄂州出发以来，没有进行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便最终到达了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在这位来自“伊朗之地”的年轻将军面前，临安也和平开城了，南宋王室与政府的投降异常平静，有的临安百姓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时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是再回溯到北宋建国之时，就意味着一个存续了三百一十六年的王朝和国家灭亡了。中国本土也回到了久违的政治统一状态。

在南宋宫廷与中央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反投降派势力带着两名年幼王子，随船队逃亡东南沿海地区，最后，于三年后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广州湾内的山被全部消灭。

几乎在临安开城的同时，整个江南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成为蒙古领土并安定了下来。南宋的国家系统，随着临安开城而被蒙古接替过来。此后，蒙古开始渐渐转型为一个拥有陆地和海洋的巨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