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权
文|马治权
一个人与一个人结缘,据说需要一千年,“千年修得共枕眠”嘛。那么,一个书法家与一个碑帖的结缘,又得多少年呢?我从小习字,迄今有五十年了,其间不能说遍临名帖,但至少有上百种了。这些帖,有的浅尝辄之,有的浸淫很深,甚至临过百通之多。但尽管这样仍然不能确定风格。
网络有流行语,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于书法,似乎也比较贴切。有许多人,在书法上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死在了选择和寻找的路上,就是因为见识出了问题。我曾习练于右任,有人说,临“于书”必死。我带着疑问拜访卫俊秀先生,卫先生说,几千年来人们都学王羲之,还不都“活”了?才情高,学谁都能活,才情不够,学谁也活不了。我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成为一个书法家,不在于你学谁,而在于你怎样学谁。好学是一回事,适合自己是另外一回事。
《好太王碑》进入我的眼帘,得益于书友强弱的推荐,而坚定地走下去,则是因为书法的灵异性,即书写者与字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共鸣。中国书法几千年来,演绎出那么多的字体与派别,完全是因了它的灵异性。因此,一个书家只有找到适合自己风标的碑帖,才能持久地顺畅写下去。我与《好太王碑》即是这样,一临十年,盘桓往复,乐此不倦。终于生出到碑的所在地去看看的念头。
《好太王碑》全名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此碑系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十九代王好太王所立。碑文涉及高句丽建国传说,好太王功绩及当时东北、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倭人之间的关系,碑所在地为集安市太王乡大碑街,立碑时间为中国东晋义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
该碑自清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被书启关月山发现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瞩目。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国都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书法界也对其艺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吴大《皇化纪程》、罗振玉《唐风楼碑录》、杨守敬《宇贞石图》等书均有著录。
集安市在吉林省境内,与朝鲜隔江相望。西安集安,路线曲折,千里迢迢,既没有直达的飞机,也没有直达的火車。如果要去,则是飞机、火车、汽车轮番乘坐。我们早上出发,晚上十一点才姗姗到达。
第二天用过早餐后,我们在街上漫步,忽然被一个商店的招牌吸引住了。那店名叫《凤心阁》,太王体,拙厚中有一种稚趣,书写者为秦维国。我便招呼同行的朱强和拓润东一起欣赏。正看着,店里出来一位女士,大度雍容,面带微笑。她见我们瞩目议论,便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西安。她说你们来干啥?我们说看《好太王碑》。
女士递过一张名片。哦,她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孙新凤。我们说起“好太王”,她竟如数家珍,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好太王”的故事。我们说想慕名拜访秦维国先生。她说可以可以。临出门前,她让我们看了她的《好太王碑》。
那是一个总长三十五米的卷轴(相当于大雁塔高度的二分之一),黑底白字。每个字都是她像剪纸那样剪出来的。《好太王碑》总共一千七百多字。我们临一遍都得十多天,她竟然用剪子将它们剪出来。我问她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她说,三年。这就说她每天只能剪出两个字。更让人感叹的是,她将一个字一个字剪出来、裱好后,又专门做了一个架子,装上摇把,然后将这幅字置放其上,客人来可以摇着欣赏,无需摊在地上卷来卷去。
集安是个县级市,不大。我们打车到秦维国先生家中,先生已在门口等候,旁边还站着他的学生李占一。进屋坐定后,孙新凤为我们沏茶,李占一为我们取秦先生的书法集,秦先生为我们签名赠书。秦维国字如其人,口讷手拙。虽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总是说想听听我们的。我就把这次千里迢迢访太王的意图给他说了,同时也说了我对“好太王”的理解。
我说《好太王碑》在汉碑中的地位一如它的名字,居太王地位。鹤立鸡群,力盖群雄,是北碑经典中的经典。汉隶的所有优点和特点,“好太王”都具备了。它一改隶书结构繁复,笔划乖张的弊端,以极简省的笔划写出极丰富的意趣。字形外如围城,字格盈满,内如街巷纵横,月明星稀。以篆书笔意藏锋逆入,撇捺内敛,有举重若轻之自然,无做作逞强之习气,与奔放的《石门颂》形成两极。
我在讲《好太王碑》特点的同时,又简单地将秦维国先生的隶书说了几句。我说,《好太王碑》如多面夏娃,放大一倍,浑朴苍茫;原大呈现,肃穆雄强;缩小凝视,古雅精轶。乍看平平淡淡,不显山露水,实则内功深厚,张力十足。然尽管众美兼备,但临写者常常会以自己的审美取向,“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秦维国先生习“好太王”便是如此,从拙厚生发童趣,以篆籀彰显功夫,自成面目,稚朴灵动。有些人遍临诸帖,转益多师,有些人坚守一家,深研细究,如谭延闿,如白蕉,秦先生亦是也。
我这些话显然说的恰到好处。从秦先生后来请我们吃饭,陪我们看《好太王碑》,晚上又召集当地书法爱好者座谈来看,他是赞同我的观点的。他的学生说,秦先生平时不爱与人交往,见了你们好像遇到了知音。孙女士也说,秦先生今天的情绪非常好,不停地说:“马先生对《好太王碑》的评价,应该让市长和市委书记听听啊。”
从秦先生家里出来,我们直奔《好太王碑》。集安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号称东北的小江南。我插队时曾拜阴阳先生学过风水,一踏上景区,就由远及近的眺望。大王陵背靠大禹山,脚蹬鸭绿江,居高临下,静谧,优雅,云在空中游荡,风轻轻地吹来,感觉极好。当时选址在此,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了。《好太王碑》就在大王陵的西边。绿草成茵,树木竞翠。我在路上曾作过无数次的想象,走到碑前,还是觉得吃惊:一千六百年来,它犹如一位历史巨人,踽踽独守,风雨沧桑,却不改王者之风。
我在它面前肃然,静静地看了半天。一切似有前缘,这块石头就像是为“好太王”而生,鬼斧神工,天然成形。高六点三九米,重三十七吨。方柱形,底部最宽处达两米多。首起东南,四面竖刻,自右至左四十四行,满行四十一字,共 一千七百七十五字。
我不知道这样高大的石头是怎么运过来的?过去常说埃及人聪明,能将那么大的石头堆积成金字塔。看到《好太王碑》,我觉得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智慧,能在那样一个没有机械的年代,把如此重的石头运上山顶,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我惊奇的是,为了防震,碑的底座下还铺上了鹅卵石。
看完《好太王碑》,秦维国先生的学生李占一请我们在鸭绿江边用餐。东北陕北(我是陕北人)都是中国的北方,许多菜品完全相同。我吃着原汁原味的乡土饭,脑海里的记忆不停地在反复着。对《好太王碑》共同的挚爱使我们用餐的气氛格外和谐。秦维国先生年轻时就临习《好太王碑》,浸淫几十年了,感悟与体会令人有醍醐灌顶之启迪。
现在,全国学《好太王碑》的人可谓多矣,然得其真谛者寥寥无几。一是急功近利的时风作祟,一是没有以治学精神深研细究。《好太王碑》以篆书笔意写隶,线条的特点主要是圆浑、迟涩。因此,学习《好太王碑》还是要从篆书学起,只有打下深厚的篆书基础,才能写出《好太王碑》的神韵来。
另外,在熟练掌握篆书“中锋运笔”的基础上,还要注意行笔过程中的轻与重、快与慢、虚与实之特点。如果认为《好太王碑》笔法比较单纯,每一笔画都呈直线状,那就容易在临写和创作时,出现概念化、模式化的毛病,使结体方正刻板,线条单一平直。张祖翼在跋《石门颂》时写道:“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
临《好太王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气度促狭者不可学,笔力靡弱者不可学,性情板滞者不可学,趣味低俗者不可学。我们将《好太王碑》的气质与颜真卿代表作品《麻姑仙坛记碑》比较一下,就知道《好太王》松,《麻姑仙坛记》紧;《好太王》简直,《麻姑仙坛记》繁细;《好太王》气蕴内敛,不怒自威,《麻姑仙坛记》锋芒毕现,凛然不可侵犯。虽然鲁公在气度上可与“太王”伯仲,然于高古则要逊色许多。
《好太王碑》用笔简散,无波磔顿挫,如锥画沙,在书法史上以其鲜明的个性独树一帜。它虽然出现于东晋晚期,上距隶书成熟期的东汉两百多年。此时,以“二王”为代表的中原书法,楷行今草已经成熟。但《好太王碑》既没有唐楷的精雕细琢,也没有汉隶的方劲冷峻。《好太王碑》宽博雄浑,字体在篆隶之间,遗意呈周秦诏版。
所以学《好太王碑》者,首先要有篆书基础,能写出一定质量的线条,其次要学养深厚——学问深时气质变化,用笔则会含蓄内敛,有静气而无野气。第三则要打开胸次,有宽博高古之气,以取“人奇字自古”之境界。最后还要能理解碑的产生时代和书写者的情怀。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李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御驾亲征不依不饶。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消灭高句丽提上日程。公元六百六十六年,高句丽内乱,大对卢(相当于宰相)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因二弟男建强悍争权,逼迫降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六百六十八年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细读这段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非欲除之而后快?其实说穿了还是一个“二虎不可一山”问题。贞观十九年,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道出了征伐高句丽的最根本原因。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它对于隋唐,犹如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便知道《好太王碑》为什么会有雄强厚重、朴茂沉稳,结构恢弘,布局严整、古朴肃穆等特点了。它的字里行间有浑茫、有旷达、有单纯、有天趣,就是没有花哨、没有做作,没有媚态、没有俗姿。它的质朴厚重和高古恢弘是与时代连在一起的,是时代成就了它的王者气象。
受边陲游牧民族性情的影响,《好太王碑》在字与字之间,不追求整齐划一,字大字小以字之笔画决定,各尽字态,笔画多的字写得大,反之则写得小。今天我们看《好太王碑》,它的自由性尤为可贵,这主要表现在点画的可延展性。《好太王碑》研究专家王育红提到:“好太王的点画从细处入手觉得可爱,东西就是在细处。在收笔时或顺势,或回锋。大多数人认为碑是没有波挑的,但实际上存在。《好太王碑》的波挑是被弱化了的。在笔势上,这种波挑是存在的。”
因此,《好太王碑》的线条并不是纯粹的简单,而是在笔势的作用下,充满了细微的变化。由此举一反三,在学习《好太王碑》之前不能盲目下笔,先应充分理解它的艺术性和形成的时代性。譬如章法上的天真烂漫,气息上的雍容古雅,用笔上的圆浑涩劲,结字上的雅而不俗。
《好太王碑》是以独特的用笔造就了风格独特的线条,而由这种线条来构成的单字,一个个似野鹤闲鸥,仪态自具,将书写者胸中蕴含的波澜自然而然地释放了出来,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力求整饬而不至于呆滞。
在结字上《好太王碑》也是特点独具,多取横势,具有明显的分背之势,虽然其中也有个别字取纵势,但放之通篇中却不显突兀,反倒成为调节行气的妙棋。这种以隶为体、篆籀为用、奇宕而不珏怪、平正而不呆滞,雅而不媚,浑和而不俗浊的结字方式,在汉以后的隶书刻石中极难一见。
我们观赏《好太王碑》越久,越能感觉到它的迷人。原因在于《好太王碑》的质朴和敦厚。它的点画没有像其他隶书一样的柔美,在形体的审美上似乎也不那么诱人。然其迷人处正在质朴,就像史前原始绘画一样,更接近天地自然。人类文明愈向高度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愈趋现代,其审美心理却愈是崇尚自然。
《好太王碑》从发现到一九二七年建立双层木结构六角攒尖式碑亭开始保护,再到一九八三年搬迁民房、修建围墙和重建保护工作室,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热爱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这次看《好太王碑》时,碑完全被防护罩保护了起来。我感慨万千,一个人一个碑都是有命运的。《争座位》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被流传,写好后只是草稿,为了明确表达胸臆,书者又抄了一遍。然这抄了一遍的清楚的,不幸被读信的人撕毁了,而那潦草的难以辨别的草稿却留了下来。《好太王碑》也是如此,本来就要被荒草青苔完全隐没了,却又遇到了关月山这样的癖于金石的人,遂使其成为千古。
2018年9月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