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二”的摩崖石刻，作为泰山七十二景之一，位于泰山万仙楼北侧盘路之西，为清光绪二十五年历下才子刘廷桂所题刻。传说当年刘廷桂与杭州友人登泰山时，聊到杭州西湖的无边风月亭，遂挥毫写下“虫二”二字。

王瑞来

汉字的简体字自发布以来，几十年间，争议不绝。繁体简体，孰优孰劣，臧否不一。近年争议再盛，非难颇多，比如揶揄“爱”无心之类。其实，面对俗字大量存在并被书写的状况，自古以来繁简之争，或者说正俗之争就一直存在。

最近看到一则轶事。讲郭沫若陪同日本友人参观泰山，看到一方题作“虫二”的摩崖石刻。精通汉学的日本友人无论如何也不解其意，便求教于郭沫若。郭沫若把两个字略为添加笔画，由“虫二”变为“風月”，遂让众人的迷惑焕然冰解。原来，这是隐含“风月无边”的曲折表达。

“虫二”的摩崖石刻，作为泰山七十二景之一，位于泰山万仙楼北侧盘路之西，为清光绪二十五年历下才子刘廷桂所题刻。传说当年刘廷桂与杭州友人登泰山时，聊到杭州西湖的无边风月亭，遂挥毫写下“虫二”二字。并跟杭州的友人讲，此处虽无无边风月之亭，却有风月无边之意。据说刘廷桂原本想直接题写“风月无边”，不过因为乾隆下江南时已经题过，出于避讳，所以才题下“虫二”，来表达“风月无边”之意。

轶事即野史，往往不能细推敲。乾隆下江南时，可能题写的并非“风月无边”。杭州西湖湖心亭有一块石碑，就是清乾隆手书的“虫二”两个字。湖心亭位于西湖之中，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名振鹭亭，又称清喜阁，明万历后才称湖心亭。20世纪50年代此亭重建，为一层二檐四面厅形制，金黄琉璃瓦屋顶。前人诗咏湖心亭的景致云：“百遍清游未拟还，孤亭好在水云间。停阑四面空明里，一面城头三面山。”“湖心平眺”作为古时西湖十八景之一，据说吸引了当年下江南的乾隆，夜游湖心亭时，题下了“虫二”两字，以寓“风月无边”。由此可见，刘廷桂在泰山题刻“虫二”，并非出于避讳，而是模仿。

其实，用“虫二”表达“风月无边”之意，并非始自清朝乾隆皇帝。明末张岱的《快园道古》在卷十二《小慧部·灯谜·拆字》中就说：“‘虫二’两字，徐文长赠一妓为斋名，取义‘无边风月’。”

以“虫二”隐含“无边风月”，出于明代名士徐渭，还见于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四。其云：“越人好传谰语。如云徐天池游西湖，题某扁曰‘虫二’，诘之，曰‘风月无边也’。”徐文长、徐天池皆为徐渭。除了徐渭，明代另一个名士唐伯虎也似乎跟“虫二”有些关系。《霞外捃屑》同条还援引清人褚人获的《坚瓠集》对《葵轩琐记》转述：“唐伯虎题妓湘英扁云：‘风月无边’。见者皆赞美。祝枝山见之曰：‘此嘲汝辈为虫二也。’”伯虎可解为大虫，即老虎，虫二则其次。这可以说是反用“虫二”之例。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虫二”都与“风月无边”有关。然而，“虫二”之所以能够成为“风月”是有前提的。这就是“风”必须是繁体字的“風”。那么，上述明人和清人为什么写的都是简体字呢？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

简体字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的。汉字自从产生以来，日常使用，出于书写简便，不断产生大量的俗字。不仅是俗字，出于书写习惯和不规范，还不断产出异体字。简体字的来源，除了草书楷化，主要就是来自俗字。据说50年代公布的388个简化字中，汉代以及汉代以前出现的，就有111个；唐代以及唐代以前出现的，就有166个；宋代至清代出现的，有175个；清代以及清代以前出现的有341个；民国以及民国以前出现的，合计有387个。而1949年以后出现的，只有一个字。

前不久，跟学生一起去日本的静嘉堂看宋刻残本周必大文集，《平园续稿》卷一《王才臣子俊求园中六诗杨秘监谢尚书皆赋》诗中“肌豐骨肉匀”的“豐”，就刻作跟简体字一模一样的“丰”。学生见了，惊讶地说是简体字！其实，当时的俗字就是这样写，也这样刻。成为话题的“虫”便是“蟲”的俗字，而“虫”上加一撇，则可能是因俗而异。

由上面列举的事实可知，简体字一直存活于汉字世界人们的生活之中。明清人书“蟲”为“虫”就是一例。这跟五四前后才大力提倡的白话文一样，上千年以来，一直有着通俗易晓的语体文。君不见卷帙颇多的《朱子语类》就是用当时的白话文记录的。可见，一直致力于向民众教化普及的道学家们并没有执着于所谓的文化权力。不过，五四之际提倡白话文也遭遇过强烈的反对。而汉字的简体字自发布以来，几十年间，则是争议不绝。繁体简体，孰优孰劣，臧否不一。近年争议再盛，非难颇多，比如揶揄“爱”无心之类。其实，面对俗字大量存在并被书写的状况，自古以来繁简之争，或者说正俗之争就一直存在。

从“蟲”写作“虫”，让我又想起宋代一件相关的轶事。

宋人笔记《示儿编》卷九“声画押韵贵乎审”条，记载了南宋文学大家杨万里的一则趣事：

初，诚斋先生杨公考校湖南漕试,同僚有取《易》义为魁。先生见卷子上书“盡”字作“尽”，必欲摈斥。考官乃上庠人，力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竟黜之。

摈斥的表面理由是考官的颜面，内里则是对文化权力与知识垄断的维护。与日常生活保持有一定距离的文言文和繁体字，都有意无意地隐含着这样的因素。雷池，越出一步都难。不过，今天的繁简之争却包含有更复杂的背景与情绪，所争似乎多不在汉字本身。

与繁体字这样所谓的正字并行而流传的俗字，除了科举考试会发生前述的纠葛之外，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所涉及的公文时，也会时常让人产生困惑。周必大在《省斋文稿》卷一八《跋苏氏藏太宗御笔及谢表》中写道：

臣尝观参知政事易简之子耆《续翰林志》载其父既具状谢宸翰之赐，“辭”字从舌乃是正文，并检虞世南书者“辞”字进呈。太宗皇帝大悦曰：“非卿博识，朕以为误矣。”

在苏易简看来，笔画简单的俗字“辞”才是正字，理由是因为有形旁“舌”字。所以他在写作奏状时，有意把“辭”字写作“辞”。这就让宋太宗感到很困惑，以为是写错了。为了证明自己所写正确，苏易简还找出唐人虞世南将“辭”写成“辞”的旁证，才说服了太宗。

正字俗化是自古以来的使用趋势，而从古到今正俗字的并用，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无论如何评价，由“虫二”到“尺二”，由“辭”到“辞”汉字形体的变化，既带来了争议，也丰富了文化，很有趣。然而，无论何去何从，规范绝对是必要的，一定要“书同文”。汉字尽管正俗并存，基本规范地发展到今天，大概真的要感谢秦始皇的书体统一的文化政策。世间之事往往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事情或许一时难以接受，但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时光的磨砺会逐渐显现出客观意义。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