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的“三驾马车”说起
“汉奸”大学者赵荫棠（语言学家，与周作人类似）曾说，圣人往往都是带有一点憨气的。
孔子大概就是属于有憨气的圣人。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说的是孔子自驾游到了卫国，冉有为他当司机驾车。孔子看到卫国的情形感慨地说：“人口真多呀！”
冉有听了问：“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
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
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
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这段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孔子的治国理念，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人口、经济和教育，是治理国家的三驾马车。
这个理念，到了今天来看，似乎一点也不过时。
那个时代的孔子就知道人口是国家的红利，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石。卫国虽然是个小国，孔子却对它情有独钟。除了父母之邦鲁国外，孔子周游列国，去过次数最多的国家就是卫国，而且居住时间也最长，前前后后算起来有将近十年。卫国人口繁盛，正适合孔子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且，在孔子心目中，鲁卫，是兄弟之国。（“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卫两国不仅同宗同族，而且其政局情形也不相上下。卫国是“父不父、子不子”，鲁国则是“君不君、臣不臣”。像极了，因而孔子称其为兄弟之国。
在春秋乱世，很少有人像孔子那样心心念念就是想做官从政，哪怕是给他一个像卫国那样的小国，他都心满意足。他可以忍受贫，欣赏弟子那种贫而乐道的精神；也向往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无法忍受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他忧心忡忡，受尽辗转流离之苦，甚至落得个像“丧家之犬”那样也不放弃。
这个“生而七漏，头上圩顶”的夫子，在外面流浪数十年，直到68岁那样，在弟子冉有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回归鲁国。这个时候，孔子仍然心有不甘，一心想从政。可以说，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虽然名头最响，但教育终究只是他的一个副业，他的目标是搞政治。
得益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能够在没有稳定职业的情况下，收徒谋生。但是，要治国理政，孔子的“三驾马车”理论为什么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纳呢？
春秋之世，各诸侯国都渴望富强起来，“先富”是吻合诸侯争霸的时代潮流的。
一个国家要强盛，人口始终是统治者关心的问题。有了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富与温饱是两个概念，温饱只是解决人的吃饭问题。诸侯肯定不只关心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们更关心如何富。
但是，怎么富，孔子没有涉及，或者说，他没有拿出可以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只要有地种，赋税轻，吃饭问题不难解决；而要人民富起来，在尚不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那个时代，经商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靠经商成为一个大富商的。从弟子身上，孔子应该知道经商是一个致富的途径，但就治国而言，孔子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富民的具体主张，我们只能看到孔子对经商持开放态度。他称赞弟子子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
怎么发展经济，壮大综合国力，孔子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好的建议。这就与政治家的身份并不相符。
看看管仲相齐。管仲的名头远不如孔子大，他经商则要多分财利，谋事反而将事办糟，做官被逐，打仗逃跑。跟的主子公子纠又不对路，主子死了，他也不守节而死。然而，他的运气却比孔子好多了，交对了一个好朋友（鲍叔牙），遇到了一个好诸侯（齐桓公小白）。一下子做到了齐相。
但是管仲并不是靠嘴皮子获得用武之地的。他反对的事，齐桓公却照样做了，而且成了。他主张的事，齐桓公支持他做了，也成了。
关键是他有一套好办法。就治国理念来讲，管仲提出著名的四句教：“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经济举措来说，管仲“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相地而衰征”、“山泽各致其时”等主张有序推进，增加了齐国的财富，还办妓院，促进消费，系统的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这些主张都是在孔子之前就实施而且行之有效的。管仲相齐，不仅土地和人口制度有改革，而且货币制度、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用人上，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教育上开创职业技能教育，提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终身树人”；外交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参其国而伍其鄙”。整个儿是一套有组织有计划有配套而有系统的顶层设计的改革。
作为管仲的后辈，孔子也曾很是佩服：管仲相齐，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左开，成为野蛮人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有现实的榜样在前，孔子为何不会效法呢？
后人都以为孔子没有用武之地，只因是身处乱世。其实，时势造英雄，乱世更有用武之地啊。
说到底，孔子不是政治家的料。他提出的“三驾马车”之说，只不过是管仲的翻版。而且，在策略上，“先富后教”的顺序说也显得很憨。管仲是将教育与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同时并举，并没有先后之分。
如今看来，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经济发展离不开国民人口素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孔子的理念更显得与时代乖离：在他看来，教育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无关。
国家治理也好，富国强兵的改革也罢，都需要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为何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表面上看起来，孔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君子，有人格的士。这很吻合当今之世很多教育家的理念，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获得很高的声誉。
但是，培养君子干什么？
是将全民培养成君子？还是通过这些君子去教化民众？
显然，凭孔子一己之力，不可能将全民都培养成君子，而只能是通过这些君子去教化民众。孔子的教育充其量是一个师资培训班。
但是，孔子教育的目的却是为了让弟子做官从政，治理国家。这算不上平民教育。
虽然他的弟子中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既有贵族，也有官员子弟；既有“卞之野人”子路，也有“住陋巷”的颜回；既有仲弓，其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原宪，住茅屋，蓬蒿编门，破瓮当窗，屋顶漏雨，地上潮湿，弦歌不断；也有闵子骞，冬天无御寒之衣，以芦苇花絮当棉花，曾参，满手老茧，絮衣破烂，面色浮肿。这些人只能算是落魄之人。贵族平民，无教无类，与平民教育相距甚远。
师者如此，弟子又是怎么想的呢？子夏的说法就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路的说法是“不仕无义”。
孔子弟子中绝大多数还是以做官为目的，这与教育提高民众素质相隔太远。
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根本目的还是为政治服务的。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弟子众多，可是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大者”，就是入仕；所谓“小者”，就是谋生。其他人为什么宁可隐而不见，也不愿意投身于教化民众的事业呢？没有一个真正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而选择从事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受到的教育说到底还是为了个人。这与官场中很多戴着博士头衔的官员一样，他们身居高位后利用各种权力渠道取得的博士学位，只是为了自己方便。这就是“儒教”的真相，与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宗教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古代中国有一个同情失败者的传统，被孔子高度评价的管仲没能成为圣人，憨气的孔子本人却被塑造成了圣人，这与后来的失败者屈原成了人格高标的伟人，而他的对手张仪却未能；以及失败者项羽成了英雄，而胜利者刘邦却被目为流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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