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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武丁，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进口“高级车”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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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用商王武丁的“兰博基尼”这个比喻为标题？其原因是现代有许多玩车者有收藏高级车的癖好，他们喜好收藏的品牌之一是“兰博基尼（Lamborghini）”。我们采用此一名称并不是偏好这个品牌，而是泛指这类等级的车，并且认为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王武丁，也同样是进口高级车的收藏者，生前收藏了许多马车，比现在大多数收藏高手厉害的地方是，武丁还指导他手下超级青铜工匠开发车马的构件（学术界一般称为“车马器）。这些收藏在他死后被埋藏在一座地下“车库”，以备在地底的他可以随时玩赏驾驭，旁边有三座“马厩”，里面殉埋马匹，让他可以悠游于黄泉。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早年在安阳殷墟西北岗发掘的这座车马坑 HPKM1136-1137，它是1400号商王大墓中的陪葬坑，很可能就是墓主的个人马车收藏品。M1400的墓主根据沟口孝司与内田纯子两位教授的最新讨论（Mizoguchi and Uchida, 2018），就是商王武丁，笔者同意此一说法。在一个马车还十分稀少的时代，武丁拥有四十辆以上的马车，可以说绝无仅有。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出土商代车马总数约略超过一百，这座车坑就占三成以上。其他商王的祭祀坑也发掘了不少，都没有此种车坑。

而且这些马车，比起后来发掘出土殷墟晚期的马车，有几个特征：包括年代较早、车马器超级精美、且包含了许多独一无二的构件，而且在一个王的世代（武丁在位59年）中就可以看出车马器的快速演化，其目标是更有效地强化马车的木质结构，并展现更强烈的视觉效果。所以，除了少数的例外，其他商王朝贵族的马车，虽然代表身份等级，但相较之下，可以说是仅属于代步车等级（见下文图八），但是这位商王的车则是属于收藏品等级。

一、马车来自欧亚草原

古代东亚大陆长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ca. 6000-3000 BCE），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亚热带、温带森林大幅扩张，草原地带极度缩减。此种环境不利于马的繁殖与生存，故马在东亚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之间的考古遗址相当罕见。而且，东亚地区也没有马车演化的相关考古遗迹，但是相对地，西亚与中亚草原畜牧与农耕文明则有较清楚的马车演化的痕迹（比方轮子从辁到轮的演变，与从牛车、驴车到马车的进化，图一）。因此，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商代的马车是从欧亚草原传入的，它传入的时间大约是1400-1300BCE之间（见夏含夷论文）。不仅商马车的型态与草原马车型态完全相同，连驾驶马车的驾车者使用的器物，例如兽首、铃首或环首刀、剑、管銎钺、车觿、车锥，修车的锛、凿等，我们把车器、马器、驾车者的配备总称为“车马器物丛”，也都完全属于草原类型，或基于草原类型的变异。

图一美索布达米亚苏美乌尔早期第三王朝（ED III, ca. 2500 BCE）王墓中发掘出土的一件 “standard”（现藏大英博物馆），其中一描绘战争场面，苏美乌尔王朝的军队使用驴子拉的战车（上）。注意这些战车是四轮的，而且它们的轮子是“辁”（下），是用木板拼接锯成圆形而成，这是车轮发展中的早期阶段，一般的轮是指有“辐”的，相关名词的标示见图三。

3000 BCE以后，由于环境变得干燥，加上2000 BCE以后平均气温又逐渐下降，东亚地区的草原慢慢地浮现，使得草原畜牧文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西部欧亚草原已经发展成熟的畜牧技术与文化，因为畜牧者开发新牧地而向东方前进，与他们接触的东亚北部的一部分狩猎采集者与农耕者，顺应着环境的变化，也逐渐地学习而改采畜牧文化，成为畜牧民或畜牧与狩猎采集搭配的生计型态，最终发展成游牧者（见王明珂论文）。大约在1500BCE以后，东亚北方草原畜牧民的文化大幅提升，开始与农业的商文明有频繁的接触。商文明与北方草原畜牧民在和平时有很多贸易，商王朝进口大量的牛、马、羊，以及马车等，而畜牧者则取亟需的谷类作物，以及青铜器（作为身份象征或将器物销熔以后作为制作草原系铜器的材料）。在关系紧张时则有战争，有很多北方的畜牧者被俘虏，在安阳殷墟为奴隶，不幸时，会被推上西北岗，成为人牲。也有不少的商式器物，落入北方贵族手中。马车就是在此种时而和平时而战争的复杂接触过程中传入商文明。

二、从草原车器到仿草原车器

在东部欧亚草原的南侧山脉（如大青山、阴山等）的大岩石上有很多岩画，有不少马车相关的内容，不过年代难以判断。幸运地，在山西北部吕梁山地区的保德林遮峪出土的一座草原畜牧者贵族墓葬中，其年代约当商王朝迁都安阳殷墟的前后。它出土的青铜器，内含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以及缺乏礼制系统性的商式青铜器，后者的年代不一，风格不一，显示商式铜器为与商人接触或贸易或劫掠所得，而非订制，墓主为草原贵族。

这座墓葬中属于北方系青铜器者有一套车马器，其车轭首饰（图五，左）、衡末饰、车觿、车锥，以及驾车者的曲柄短剑，都饰以球铃，衡末饰更是前端分两岔，共有四个球铃，行动时发出「鑋！ 鑋！」声音，这也是典型北方草原的装饰风格与声音文化的一部分。此组车器还有四件舆栏饰，以及两件軎饰。还有驾车用的车觿与车锥，还有两件长銎钺与一件铃首剑。马器包括两匹马的马铃与当卢等，以及人的装身具，包括甲泡与胸颈部的半月形金饰。这些器物就是一个高级草原畜牧者贵族车驾的基本配备（图二）。

图二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马器、车器与墓主身上的装饰品（装身具）。车觿是驾车者携带以解开皮绳结的工具。车锥是用来固定皮绳的工具（比方把缰绳固定在桩上之类）。车钩到目前为止仅出土这件，应该是固定在輢或其他位置上，用来挂缰绳。

截至目前为止，此种北方系马车的发现仅此一例，主要原因是北方系文化遗址与墓葬的分布地区，都是目前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且分布地域太过广袤，考古工作困难。同时其分布地点与目前民居较多的地点不太重叠，所以农耕或工业开发导致的意外发现也少。到目前为止，有学者就已出土的材料进行整理（韩炳华等，2017），但缺乏有系统的主动发掘工作。得到保德林遮峪的材料，已属幸运。

写到这里，大家一定被这些车器的名称搞得一头雾水，我们先用复原的一组马车的图像来解释学术界对于车的各个部位以及车器的命名（图三）。商代的双轮马车是由木头构成“舆”，也就是车厢。托在舆底部，往前延伸的是“輈”。同样托着舆，但与輈垂直的是“轴”。轴顶与舆的轸之间有一个高差，需要一个木头的垫片，称为“伏兔”（图上未标）。轴的外端有两“轮”，轮由外边一圈的“牙”、一支支通往中心的“辐”，以及中心承受“辐”，并且中空以入轴的“毂”所构成。轴的两端套轮，轮的毂与轴之间可能抹上油脂，使马在拖拉时容易转动。輈的前侧有“衡”，衡上以輈为中心，左右各有一人字形的“轭”，轭架在马背颈交接之处，以拉动马车。舆底下有一圈木结构称为“轸”，轸上钻孔立木柱称“軨”，軨上面有一圈栏杆称谓“輢”。輢有一个开口，通常在车的后面，但也有少数车门开在前端的（比方HPKM 1403者即是）。比较早期的舆，常是“畚箕”形，但是要把木头“揉”成畚箕形比较费工，又可能不对称，所以晚商晚期的车舆变成长方形。以上车的名称，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图三，见李永迪，2009）。

图三双轮马车的各部分名称，以及车器名称。

衡的两端常有青铜装饰，称为“衡端饰”，有不同造型。衡上会饰以铜泡，称为“衡饰”。轭的顶端会有青铜件扣住称为“轭首饰”，轭本身是木头的，但有时候外面会包以青铜，称为“轭肢饰”，有时候不包青铜，但尾端以青铜件扣住称为“轭端饰”（图三上没有）。輈的最前端，有时候会有一个青铜兽头装饰，称为“輈首饰”。輈与舆相接的地方，前侧会有一个青铜的连结件，称为“軓饰”，后侧也有，称为“踵饰”。舆的轸上有装饰，称为“轸饰”。輢上也有装饰，称为“舆輢饰”。輢的出口有金属套件，可防止輢与軨脱开，称为舆輢端饰。轴的外端伸出轮以外，会有青铜套件套住，称为“軎”。以上的名称，部位多是传世文献记载的，但车器大体上是由史语所的第一代学者命名的。

图四安阳西北岗M1403的墓平面图，上、下两层（左），以及上层的一套完整的车器。虚线是作者标示轸饰与輢饰的两环，另外轴与衡均对折放入，所以两軎与两衡端饰均在一起。

相对于保德林遮峪的发现，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代在殷墟西北岗也发掘到一座十分特别的祭祀坑M1403，这座祭祀坑是M1400的祭祀坑或陪葬坑，在大墓东边不远。它是一个南北向长方形的大坑，大坑底部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坑，小坑内有三具俯身的人骨架，商代俯身葬者多为殉葬者。大坑内有一套大部拆解的马车是完整的，另外一套只有一件軎，应当是意外被掷入。推测埋在此一祭祀坑的陪葬的是一套马车以及随车的“外籍司机（俘虏而成为奴隶者，但具有驾车的专业能力）”。这套完整的车器包含了轭首饰、衡端饰、軎、舆輢端饰、踵饰，以及若干轸饰与輢饰，大致形成两道畚箕形，所以原本这些车饰是固定在木质的舆、衡（对折）、轴（对折）上被埋入（图四）。

图五保德林遮峪出土（左）、西北岗M1403出土（中）、安阳市博物馆藏（右）的铃首轭饰。显示从草原到殷墟的转变。

这套车器特殊之处有数端，首先，所有车器均素面无纹饰，仅有轭首饰有两道弦纹。其次，轭首饰上有一短柱，柱上有球铃（图五，中）。此种带有球铃的商王朝的轭首饰出土者目前仅此一对，安阳市博物馆过去曾经采集到一件球铃轭首饰，但轭首部分有纹饰（图五，右），与史语所发掘的小屯M20的轭首饰纹饰相同，其年代相当，当晚于本组车器，在车马器中的时代较早。意味着M1403这组车器的年代又比小屯M20车器年代要略早，是目前所知安阳最早的车之一。

衡的两端有“鸡心形”的衡末饰，衡末饰的看面有一圆泡凸起，当是呼应衡上的青铜圆泡装饰。背面则是一个直方向的半环，可以将衡末饰绑在木衡上。这辆车舆的开口在其前方，两侧有套管式的舆輢端饰，青铜饰件还顺着车舆的形状略呈弯曲形。舆輢有圆泡装饰，舆的轸部也饰以相同的圆泡。轸的尾部与輈交接处有T字形的踵饰，两侧个有一圆形凸起，呼应轸部的圆泡装饰。还有套轴两端的軎，也是素面无纹饰。踵饰的中央有铭文一字：

图五，这是一个商贵族族氏的族徽，说明这辆车原属于这个族氏。这座车马坑可能是武丁时代的强大族氏在商王死后献祭的陪葬品， 族氏的首领，当然也熟知武丁嗜车的癖好。

图六西北岗M1403出土的踵饰，上有族徽。

比较这套车器与保德林遮峪出土的车器，本套车器更复杂，应当是仿草原车器并加以改良的产品。由于殷墟的工匠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所以虽是仿造，但是已经开始针对马车的木造结构弱点进行改善。M1403的铃首轭饰将铃以短柱撑高，不仅有声音，也有较好的视觉效果。最重要的改变是在车舆末与輈尾相接之处，设计了一块圆脚的“T字型版”，以强化车尾木构件相接之处，这种设计变成商式车马器的重要特征。

这场战役，非常关键，首先由汉语系的周方击败汉语系的商王朝，开启了“汉字”制霸东亚世界的大门。从此以往“汉字”与它所产生的思维模式宰制了东亚几千年。其次，它揭开了中国史上“车战时代”的序幕，接着在下一个阶段大的封国或拥有千乘的战车，到了春秋时代大国则拥有战车万乘，在战场驰骋上冲杀。但是，在商代这种景象是无法想象的。

参考资料

1.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99-130。

2.李永迪主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

3.Mizoguchi, Koji沟口孝司、Uichida Junko内田纯子, “The Anyang Xibeigang Shang royal tombs revisited: a social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Antiquity vol. 92, No. 363(2018): 709-723.

4.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页23-98。

5.黄铭崇，〈商代的銮及其相关问题〉，《古今论衡》17(2007): 4-40。

5.王明珂，〈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专业化游牧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 375-434。

6.韩炳华，《晋西商代青铜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7.屈万里，〈读周书世俘篇〉《书佣论学集》（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80），页41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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