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邀请英籍华人学者诸玄识以“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为题的讲座。

主讲嘉宾：诸玄识 特邀嘉宾：董并生、孟晓路

讲座开场，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请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来，主要目的是听取后殖民主义时代海外学术界关于“西方文明来源”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希望就此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

国际学术背景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人们反思西方的殖民运动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都是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每十年上一个台阶。从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依德（1935-2003）《东方主义》（1978年）开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20世纪第一个10年有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这一潮流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纷纷发声，分门别类，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中国学术思想新动向（2010年代）

在这一国际潮流的推动下，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作有黄河清《破解进步论》（2012）、《西方民主的乌托邦》（2014），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黄忠平（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腊伪史考》（2013）、《希腊伪史续考》（2015），林鹏《文明的唯一性》（2015）、《略论中学西被》（2016），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2017）、杜钢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2017年）等。初步形成了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思潮。

诸玄识主讲：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

诸玄识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前沿，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最新研究情况，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发表的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国风造就了英国的现代性，提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诸玄识在讲座中指出：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

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以上所说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说到其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

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腊文。希腊文与古代希腊及今日的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原本属于斯拉夫-东正教，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工具。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却没有合理的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难以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现在通常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这项内容逐渐变成了现实。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定义、概念等）则是汉语的。举一个例子：“封建”（Feudal）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封建”（Feudal）一词。不仅如此，西方学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便按照这个词的含义，把历史也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谈到中国文化在哲学上对欧洲的影响时，诸玄识先生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在谈到对欧洲经济学的影响时，诸玄识指出：人类社会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应该是管子。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主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服从于和谐、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社会主义＋自由经济（详见孟晓路论《周礼》和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大部分的亚当斯密的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长期有争论；但几乎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撷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董并生资料说明：欧洲语言的汉语雅言内涵

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法语来自十字军时代的古法语，本是一种乡村口头语。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13世纪法国国王的土话定为法语。据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的说法，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时代，法国文学还是一些“脏话”。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凡尔赛宫到处为宫廷礼节和生活方式建立标准。法语小说成为各地富贵小姐最钟爱的休闲物。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英阶层皆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有听众提出：对欧洲文明中国起源的研究很有价值，希望今后能够深入下去，具体找出汉语是如何具体地被改造为欧洲语言的。例如说黑格尔。

诸玄识回答：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有三个，一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一路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二是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分享；三是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道德经》。在雷慕莎讲老子时，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的一个朋友发表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还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连体系、概念及名词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与“无”的概念），反过来却“盗憎主人”——说老子是巫术，污蔑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就这样，这位西方的“哲学大师”从汉语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

最后，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总结说：今天的讲座讨论会很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一定要认清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对于汉语传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经历了怎样的畸变，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应属于我们的话语权。希望今后有机会多举办这样的演讲会、讨论会，谢谢主讲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