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僧”或“唐三藏”，人们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西游记》。其实这是对“唐僧”的一个误解。因为“唐”是当时我国的国号，用现代汉语来说，“唐僧”就是“中国僧人”，三藏法师是对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律、论三藏者的尊称。而唐三藏也就是“中国的三藏法师”了。在我国唐代，前往西方求取佛法的僧人是很多的。而在这次西行的唐僧中，数玄奘和义净法师的贡献最大，声望最高。

对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玄奘法师，想必没有必要详细介绍。据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及当时印度一百三十国，因此而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

到今天，《大唐西域记》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而被公认为是研究七世纪中亚印度历史地理的一部最有价值的书。被埋没了几百年的印度当时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也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发掘出来的。

玄奘还从印度带回大量佛经，计大小乘佛教经典(经律论)五百二十箧，共六百五十七部。并以毕生的精力译出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把汉文的《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并传入印度，为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空前伟大的贡献。玄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而且在世界上玄奘大师也是为人们特别是佛教界人士所崇敬和纪念的。

玄奘在印度讲学期间，戒日王曾为他举行十八日无遮大会，玄奘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争锋。因此大乘学者一致共尊他为“大乘天” 。 因为这个荣誉，以致在玄奘逝世百余年后，八九世纪的日本僧人金刚三味在游中印度时还看见当地的僧寺中都画有玄类所着的麻履及所用的匙、箸，并以彩云烘托画像，僧众们“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义净法师(635- 713)稍晚于玄奘，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17年)乘波斯商船，由广州出发，从海路西行。据史书记载，义净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而要上船的时候，全都退缩了，只留下义净独自一人，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义净于第二年二月终于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耽摩立底国。

在印度期间，义净努力学习，苦求律藏，“诸有圣迹，毕得追寻，经二十五载，历三十余国。”除了求法以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就是义净在那烂陀寺居住期间翻译的。

垂拱元年(685)，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回国，途中他在室利佛逝(苏门答腊)期间，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他在海外各国的见闻和海外高僧事迹。这两本书也是研究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史料，至今仍被各国历史学家所珍视。义净还带回佛经近四百部。回来时武则天皇帝亲自在洛阳城东门外迎接了他，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义净以后，他的门下弟子慧日，也于武则天嗣圣十九年(702) 经南海佛逝、狮子(今斯里兰卡)等国，至印度各地寻求梵本，访善知识，接受净土法门，历时十余载后，于开元七年(719) 经北印度，返抵长安。

他前后周历七十余国，带回的经像很多，被唐玄宗赐号为“慈愍三藏”。后来又有一位叫悟空的僧人，原是唐遣罽宾国中使张韬光部下左卫别将，出家后努力学习梵文，游礼诸寺，南行至中印度，瞻礼八大灵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三年，最后于贞元五年(789)回国，返抵长安，献出所译的佛经和收集的佛牙舍利。

玄奘、义净、慧日以及悟空等唐代高僧，他们都于七八世纪间怀着宗教感情和弘法胜愿，或由北路陆行，或由南海泛舟，分别到达了印度各地。他们为法忘身， 百折不挠、万里孤征的精神，为后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们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立下的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