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懂中国字。”大学时的古文字课老师课堂上讲过这么一句话，我感动至今。

前两年一则电视新闻节目吸引过我，关于写字的。记者走访几所高校的学生和部分公司白领，让他们在一份测试卷上根据提示写出相对应的中国字。结果不理想，大部分提笔忘字。教室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布满英文句子，一位学生说他们学习的重点在英文上；一位白领解释，日常办公无纸化，除了签名，别的字基本不写了。这真糟糕，笔不提了，字如何不忘？作家王蒙慨叹：“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型，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进入现代文明下的我们竟然不如古人了。

我们不如古人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代人生活紧张，谋稻艰难，谋粱辛苦，快做方案、快画图纸、快开会议、快完成指标中，哪还有心思在书斋正襟危坐，用毛笔、墨汁、宣纸、砚台，去摇曳中国传统文化那一点枯燥寂寞的薪火？不消说他们，作家学者们不是早已搁置起笔杆敲打起键盘，运用着电脑文字处理软件吗？写稿容易，看稿容易，审稿容易，编稿容易，一切容易，手稿消失了；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信札也不存在了。郑逸梅老先生收集尺牍数千上万，尺牍上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中国字，不同的风月，换作当下，痴心简直妄想。难怪拍卖行胡适、钱锺书、俞平伯、沈雁冰、沈从文等文人作家的手迹越来越贵，他们不是书法家，生前不以写字为生，身后却字字如金，纸贵洛阳。

当然我们也不必为“提笔忘字”过分忧虑，专家说这是“暂时性失忆”，并不影响汉字的正常使用和传承，只是建议大家最好随身带上一本小字典，有字忘了便翻翻，以此增加笔迹的书写感和印痕感。

老舍先生有过一段关于写字的趣事。数十年前在英国一个村子里，一位在中国住过几年的英国朋友去世了，临终前留下遗言，墓碣上要写几个中国字。老舍前去吊丧，他告诉他们：“我不仅是会写，而且写得很好。”待笔落字成，“我就给他们掰开揉碎的一讲，这笔有什么讲究，那笔有什么讲究。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圆圆的，眼珠里满是惊叹号。”我清楚，那到底是老外在看热闹，但至少表明对于我们的传统艺术，他们是尊重的。“假如我是个洋鬼子，我一定也得以为中国字有趣。”老舍说。

无可否认，外语是一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百岁文化老人周退密先生身健时每日窝在老楼里作诗填词写毛笔字，与友人鱼雁相往、诗词酬唱，写得多的是行书，1979年致老作家施蛰存的诗稿倒是楷书，好得要命。五行小字写《清平乐》两首：“一庭梅雨，闭户生清趣。架上藤萝轻欲举，却被丹花约住。焚香漫琢新词，偷闲更写乌丝，已惯伤春伤别，那堪枝上莺啼。”另一首前调，题为《寿迈士师八十晋九用稼轩韵》：“神明身健，三祝华封愿。劫后缥缃仍万卷，杯酒儿孙强劝。凭栏临水观鱼，登楼有客论书。依旧春风绛帐，白头诗弟相扶。”两首词字字干净，温良如玉。谁会想到，这样一位老人当初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的法律专业，退休前则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法语的，还编过《法文辞典》。他认为学习一门外文，是多了一只眼睛在求知识。周老的看法一点不错，接受传统与学习外文不冲突，两者妥当安排，定然相映成趣。我国近现代各个领域从来不缺出过洋留过学的人物，外文修炼得漂亮精致，又懂传统旧学，能把中国字写得得体见性情。偏我对外文心存偏见，埋头外语，不如读梁实秋的散文，看沈从文的小说，或者写写毛笔字、刻刻印章，和曲友们一起唱昆曲有意思。

“中国人，要懂中国字。”大学时的古文字课老师课堂上讲过这么一句话，我感动至今。“懂”，并不仅仅要求我们会认会写一个字，更需要我们心生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捍卫：中国字，是我们中国人的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我们需要保住它，恰如保住大地的绿色、除去天空中的尘霾那样重要。恐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小字典。（唐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