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文超

一个人的墓志铭，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和解读。要写好一个人的墓志铭，不仅要写清楚他的生平，更要让读者，通过墓志铭，去读懂这个人的一生。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段绚烂的佳话，从杜甫到李商隐，几代诗坛巨匠，穿越了整个大唐王朝的兴衰，在一次又一次的惺惺相惜，一次又一次的意气相投中，完成了一代人对上一代的解读和传承。

唐代宗大历五年，在贫病交加中，杜甫在耒阳走完了他潦倒困苦的一生。临终之际，杜甫遗愿归葬于首阳山，但迫于贫困，杜家子弟只能在耒阳聂令的帮助下将杜甫下葬。在有生之年，杜甫和他的诗作并没有受到什么赞许。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十年后，在白居易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杜甫才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启蒙者而大受推崇。也正是在这时，杜甫的遗骨才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完成了他的心愿。

归葬之时，由正被贬谪的元稹为杜甫撰写了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杜甫去世9年后才出生的元稹，并未真正经历过杜甫的人生，也从未与他交游，但却在当时“扬李抑杜”的氛围中，给了杜甫高度的评价。

盛唐继承梁齐的靡靡之音，在这个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年代，是那么的无力和衰微。人们需要看到的、听到的，是如杜甫一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和呼号、是他那“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感同身受。

在经历了贬谪的困苦，也阅遍了民生之艰难后，元稹通过那一篇又一篇或悲劲激荡、或彻骨清流的诗作，和数十年前的杜甫，进行了一次超越时空、超越自我、超越了彼此经历的灵魂对话。

而在此之后，元稹的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转变，作为第一个给与杜甫高度评价的人，他继承着杜甫的衣钵，开始将陷入沉寂的诗歌，引向发自肺腑的现实主义，引导着诗歌成为反映现实、呼喊民生多艰的工具。

唐文宗大和五年，人生中四度被贬的元稹在武昌去世。他的一生知己，白居易怀着巨大的悲痛，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元白二人的相交与相与，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璀璨佳话，贞元十九年，元白二人同时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因此相识，拉开了贯穿二人一生的友谊。他们一生如同伯牙子期，相互唱和，以才气相结，以风骨相与，数十年而见肝胆。

在元稹为杜甫写完墓志铭后，在元白二人的倡导下，诗坛开始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并肩继承着杜甫的衣钵，针砭时弊，反映民生。希望用诗歌来唤醒昏聩的当权者，为普罗大众发声，将诗歌作为引导政治的方向。

然而，也正是因为二人诗作对于当权者的讽喻，他们开始了不断被贬的飘零人生。唐宪宗元和四年，元稹被贬江陵，四年后被召回。回到长安后，他和白居易诗酒唱和，并拟编纂《元白还往诗集》。然而，诗集尚未遍成，他就再度被贬往通州，开始了近二十年的贬谪生涯。几乎同时，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这对知音挚友，从此开始了难得再见一面的困苦生活：“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而他们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在此期间遭受重击。

在这困苦之中，他们以诗文作为慰藉，以友情支撑苦难。其后数十年间，二人写下了180多首往来唱和之诗作。最为著名的，当数元稹的那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唐文宗大和四年，元稹再度被贬，在途中的驿站，他再度见到了白居易。二人感叹时事多艰，命运飘蓬，不由得潸然泪下。而没想，这一见，则是二人的诀别。

一年后，元稹暴亡于武昌。留给白居易的，则是钟期殁已久，世上无知音的哀叹和思念。他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实有心在於安人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与耶？将人不幸耶？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坷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来归；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职，不布於庶官；仁义之泽，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执友居易，独知其心，以泣濡翰。

这天下之大，恐怕也只有他们二人，才能明白对方的心意了。元稹死后，那个曾经关注苍生疾苦、鞭挞权贵的白居易，也彷佛随他一起而去。剩下的，则是独善其身、过着闲适生活的“香山居士。”

他为元稹写墓志铭，不仅为这位挚友的一生做了评价和解读，也像一面镜子一样，为自己曾经的过往和事业，做了一次告别和总结。

十五年后，七十五岁的白居易在洛阳溘然长逝，他死后，墓志铭由李商隐撰写。

白居易年长李商隐四十多岁，在李商隐名著于世之时，白居易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他爱极了李商隐的诗文和才华，在醉酒之时曾戏谑说：“我死之后，能（投胎）成为你的儿子，就非常知足了。”

可是，当许多年后，因为李商隐的四处奔波，这个被李商隐取名为白老的孩子，却因为贫苦，而失去了成才的机会，变得痴痴笨笨。“渐大啼应数，长贫恐学迟。”就连温庭筠也来笑话：“以尔为乐天后身，不亦恬乎？”如果白居易泉下有知，不知是何感想。

同时，一生被晚唐政治漩涡所困扰的的李商隐，对于白居易，却是不解的。年轻时的他，必然是受乐天影响极深，也深对其认同的。如《重有感》、《曲江》等诗，无不充满了继杜甫、元白而传承来的讽喻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然而，相比于元白等人，更加郁郁和飘零的李商隐，人生最大的主题却是悲伤和离别，我们也只能从他早年的这些作品当中，才能寻觅到那个怀匡扶国家之志向，欲回天地之心的年轻人。

而在甘露之变中，年轻的李商隐对于混乱的政局大感愤懑，提笔写下了《有感》三首，而此时的白居易，却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的话语。这样的白居易让李商隐感到陌生，也感到悲哀，这还是那个曾经写下卖炭翁的白乐天吗？在乱世之中，他只能孤独的站着，膝盖发冷。

于是在白居易的墓志铭中，我们看到了李商隐对白居易的解读，这其中，更多的是他的迷惘：在墓志铭中，他对白居易的人生、行事，包括其忠正廉洁、直言纳谏的品格进行了高度赞扬，但对白居易的诗文成就，却只一笔带过。

也许数年后，当李商隐走向他的人生尽头，他才终于得到了答案，那就是生命，原本无题。

十二年后，李商隐病逝。而他死后，诗歌也逐渐陷入衰落。中华文化的另外一个高峰:宋词，开始登上舞台。

从杜甫到元稹，从元稹到白居易，再从白居易到李商隐，在百年跨度中，他们通过墓志铭这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诗歌和文化的传承。

他们的生是志同道合的相与，诗文则是风骨灵魂的传承。

这一切，正应了2000年前的庄子所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