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很多思想家，各种学说像井喷一样爆发。这些学说互相吸取和碰撞，产生“百家争鸣”的局面。

曹丕发明“文人相轻”说，仿佛是数千年来的定论。文人相轻，不一定是坏事，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敢懈怠，才去奋斗，才肯进步和创新。也只有这样，学说、思想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日新月异。如果关起门来，自慰自读，恐怕学说的前途就无多大指望了。

孔子拜访老子，不难设想一开始没有文人相轻这样的心境设防。但后来相互有了认可，求同存异，没有谁压倒对手而成为唯我独尊之目的，任由后人评说。

老子比孔子大概年长40岁，是官方人物，人生阅历丰富，在周王室守藏室任藏书史官时，接触各种书籍，对宗法和礼制造诣颇深，随着东周宗法和礼制的逐渐衰微，也由原来的尊奉宗礼到后来的反对宗礼。他认为，人为制定的宗礼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这是违反人的本性和自然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事实上，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宗法和礼制演变成了统治者虚伪的面具和压迫民众的武器。

孔子亲自拜访老子有五次，如果再加上委托弟子代表，应该算是六次。

第一次拜访老子。此次拜访，被称为“礼制”的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免不了文人相轻的世俗。但孔子回到鲁国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飞，但可以用箭来射杀它；鱼，我知道它能在水里游，但可以用鱼钩来钓到它；野兽，我知道它能在陆地上奔跑，但可以用网来收服它。可是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有多大能力，它可以乘风云而上九重天。我所见到的老子，就像龙一样。他的学识高深莫测，志趣高尚难知，就像蛇可以随意伸曲，龙可以顺时而发。老聃，他真是可以做我的老师了。可见，孔子有知不足的博大胸怀，没有半点文人相嫉的心机。

第二次拜访老子。此次再访，主要在于求荐。此时老子已经辞去周朝藏书室的官职，回到了故乡苦县曲仁里。孔子想把自己修订的书册送进王朝藏书室，被老子坚持原则，不留余地的断然拒绝。孔子只得不厌其烦的阐释六经之意。此次论辩，双方都不赞同。这能怪什么呢？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怪只怪这礼崩乐坏的世道啊！

第三次拜访老子。很多年后，孔子已经很有名望了，但因探索天道而不得不再次带弟子到老子隐居的沛泽求教。老子此时逐渐从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救世方略中解脱出来，开始致力于万物本源和宇宙生成的探讨中。此次拜访最大的收获不是明白纯粹的天道，而是明白了天道中的仁义。老子说:“仁义是自然之道的外在形式和表现”。老子已经改变了过去完全否定仁义的思想，求同存异的将天道和仁义有机结合起来，这便丰富了仁义的理论基础。回来后，孔子对弟子说:在老聃那里，我看到了真正的龙！龙，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整体，分散开来又成为美丽的云彩，它驾驭着彩云养息于天地之间，我张大了嘴，久久不能合拢，哪里还敢对老聃做出教诲呢？

第四次拜访老子。不过，是孔子得意门生子贡以孔子的名义去拜访的。子贡不服气，直接责问老子为什么不认可三皇五帝治理国家的方略？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是圣人？老子一番高深言论，让子贡惊慌失措，心神不定。这又怪谁呢？子贡在老师那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呀！

第五次拜访老子。此次是再探求天道。这次孔子有了心机，不让老子漫无边际，海阔天空，而是开门见山的提问，并千方百计把话题引到自己的仁义上来。最终孔子接受了老子万物以形相克的道理，得到了“道生万物”的宇宙万物生成论的根本观点。

第六次拜访老子。这也是最后一次拜访老子，拜访内容，当然还是道的真谛。孔子从老子那里似乎感受到了一种至善至美其乐无穷的境界，这就是至美而乐此不彼的圣人感觉。在回鲁国途中，孔子对颜渊说:过去，我对大道的理解就像困在瓮中的小飞虫，懵懂而无所知！如果没有老聃先生以博深的大道精神相启发，我真不知道这天地究竟有多大。

孔子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潜心研究的仁义之学。尽管他自认为与老子始终无法达成高度一致的观点，但也承认，行仁义也必须懂得大道。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因而孔子选择周游列国游说各诸侯接受自己的治国思想，而老子尊天道，顺自然，选择骑青牛，出函谷。

儒学的精髓是积极入世，跟道家学派的师法自然相比，其少了一份宁静脱俗，多了一份烦恼使命，少了一份消极避世，多了一份积极进取。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抱负，更是一种乐趣，这也是正是儒学思想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