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梁启超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一文之前，郑和其实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在明朝还被认为是逢迎主上、耗费国力，但是最后一无所获的坏宦官的代表。历史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记载和评价，其实一直都是主观的。

梁启超

也就是说，我们所接触的任何历史现象，都已经被后人附加上浓厚的主观感情。但是即使这样，像郑和这样在生前与死后、在古代与当今，形象发生剧烈的变化，甚至完全不同，仍然是不多见的。这源于我们当今的时代，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人的看法也完全变了，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异乡，是永远回不去的异乡。为什么会下西洋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明确宣布放弃东亚海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甚至更加严格。对海外华人严厉打击，对南洋诸政权则持宽容态度。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并非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也不代表他要突破朱元璋的海疆立场，更不是想发展海外贸易。他只是想将宗藩体系进一步推广于海洋世界，扩展中华亚洲秩序。

明朝海禁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够开展，一是由于此前蒙古人打破了不同文明分途发展的格局，海外贸易开始发达起来；二是因为明朝有强大的水军；三是得益于蒙元时期积累的航海知识。

郑和下西洋后，明朝逐渐实行疆域收缩政策，再未于东亚海域开展官方远航行动。"海禁"政策与国内曰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严重冲突，沿海军民多私自武装出境，甚至与日本武士联合，这便是明后期"倭寇"的由来。

倭寇

明朝对于海外贸易与海疆经营何以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可能因为朱元璋出生于淮河流域。他对海外贸易没有直接接触，也缺乏继承南宋、蒙元海外贸易的个人基础。相较而言，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三政权均与海外贸易有较多关联，但最终都败于朱之手，这是自先秦以来，农业文明不断消灭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角色的再次上演。

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郑和依托蒙元时期中国商人积累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最高峰。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时代，因而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

祸国殃民的“下西洋”

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还和蒙元帝国打开了海洋世界的广阔视野有关。现在所存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其实是根据元朝航海图重绘而成，该图以明朝为中心，东起日本，西抵欧洲，南至爪哇，北达蒙古，真实反映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局面。而家兀帝国从阿拉伯国家那里犾得的局超的航海技术，也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保障。朱棣之所以选择郑和率领船队，是因为郑和是回回，信仰伊斯兰教，能够与当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顺利展开交往。

大明混一图

宣德时期明朝最后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开始实行疆域收缩的政策，此后再也没有在广阔海域开展类似的官方远航行动。成化时期，明宪宗有一次心血来潮，让太监到兵部查阅"宣德间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也就是郑和的航海资料。

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奉命翻阅档案，没有找到，原来是被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率先找到，藏了起来。项忠问刘大夏档案哪里去了，刘大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耗费数十万的钱粮，军民因此而死的有一万多人，即使得到珍本，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即使这些航海资料还在，也应该毁掉，斩草处根，根本没必要问东西到哪出去。

项忠听了刘大夏的话，宛如醍醐灌顶，十分感谢刘大夏，给刘大夏作了个揖，说："你这么做实在是阴德不小，我这个位置不久就会属于你啊。"后来刘大夏果然成了兵部尚书。

刘大夏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对于海洋世界的淡漠，可能和明朝政权崛起于淮河流域有一定关系。朱元璋出生在淮河流域，这个地方是落后的农业地带，对于海外贸易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与之不同，陈友谅的地盘是长江上游的湖广行省，统治的基础是以渔业为生、以白莲教为纽带联合起来的长江渔夫。

而张士诚与方国珍的地盘，都在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他们两个都是贩卖私盐为生，活动范围又蔓延到了东海，统治的基础是以盐业为生的江海盐商。与朱氏政权相比，这三个政权与海外贸易关联更多，更密切，但遗憾的是，最后却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其实先秦以来，一直都是北方的农业文明不断消灭南方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发挥主导角色。

总之，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依托了蒙元时期中国商人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从而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最高峰。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时代，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真正引领世界走向浩瀚而壮阔的海洋，把它转变成人类历史的核心地带的，是西欧几条小船开启的"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