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时，台下有人递条子上去。赫鲁晓夫当场宣读了条子的内容：“当时你在干什么？”。然后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连问三次，台下一直没有人站出来。于是赫鲁晓夫说：“现在让我来回答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德国小说家、作曲家霍夫曼（1776—1822年）到柏林的一个新贵家作客。餐毕，主人领他观看豪华的住宅。谈到仆人，这位暴发户漫不经心他说他一个人需要3个仆人服恃，谁料到，小说家说他单洗澡就有4个人来服侍。一个给他放好浴巾，另一个试水温，还有一个检查水龙头。
“那么第四个呢？”暴发户迷惑不解地问。
“噢，他是最关健的——他代我洗澡。”小说家说。

一天，海涅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很重的欠邮资的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大捆包装纸，里面附着一张小纸条：“我很好，你放心吧！你的梅厄。”
几天后，梅厄也收到海涅寄去的一包很重的欠资包裹，他领取这包裹时不得不付出一大笔现金；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块石头，也附有一张纸条：“亲爱的梅厄：当我知道你很好时，我心里这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马克·吐温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办报时，有一次，一 位读者在他的报纸中发现了一只蜘蛛，便写信询问马克· 吐温，看是否是吉兆或凶兆。马克·吐温回信道——“亲
爱的先生，您在报纸里发现一只蜘蛛，这既不是吉兆，也不是凶兆。这只蜘蛛只不过是想在报纸上看看哪家商人未作广告，好到他家里去结网，过安静日子罢了。”


塔夫脱是美国历届总统中体重最重的一位，而且举手投足都显得孔武有力。
有一天，他去拜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到罗斯福所住的一个海滨别墅以后，决定到海里去冲冲凉。刚好罗斯福的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玩够了，跑回家来找罗斯福。
“爸爸，我们去游泳吧。”孩子怠?br>
“不，孩子，现在不行。”罗斯福抱起孩子说：“总统先生正在使用海洋”

有个人在交际场合中一言不发，哲学家狄奥佛拉斯塔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傻瓜，那你的表现是最聪明的；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那你的表现便是最愚蠢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美国出生的女权主义者南希·阿斯特到丘吉尔（1874--1965年）祖上传下来的布雷尼宫拜访了他。丘吉尔热情地接待了她。在交谈中阿斯特大谈特谈妇女权力问题，并恳切希望丘吉尔能帮助她成为第一位进入众议院的女议员。
丘吉尔嘲笑了她的这一念头，也不同意她的一些观点，这使这位夫人大为恼火。她对丘吉尔说：“温斯顿，如果我是你的妻子，就会往你咖啡杯里放毒药！”
“丘吉尔温柔地接着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喝下去！”


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约公元前6世纪在世），一天遇见一个行人向他问路。
行人：“我到城时需走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哇。”
行人：“我是得走，我是问走到城时需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哇！你走哇！”
行人想这人真可恶，于是就气愤地走了。
片刻，伊索向他喊：“2小时——”
行人问：“为何刚才不告诉我呢？”
伊索，“不知你走得快慢，怎知需多长时间呢！”


美国将军马克·韦恩·克拉克（1896—1984年）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富有情趣、毫不呆板的乐观者。
有一次，克拉克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别人提出的所有劝告中，哪一个是最有益的。
克拉克说：“我认为最有益的劝告是‘和这位姑娘结婚吧’”。
“那么，是谁向你提出这一劝告的呢？”
“就是姑娘自己。”克拉克回答说。


性格放荡不羁并一贯讥讽当时大人物的伏尔泰，有一天将一名同辈作家赞扬了一番。他的一位朋友当即指出：“听到您这样慷慨地赞扬这位先生，我真遗憾。要知道，就是这位先生在背后经常说您的不是。”
“这样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说错了。”伏尔泰说道。


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年）长得很胖，又爱穿黑衣服。一次，一位贵族看到他在散步，便冲着他大叫：“你看，来了一朵乌云！”
“怪不得蛤蟆开始叫了！”克雷洛夫看着雍肿的贵族答道。

美国第36位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年），
26岁时被任命为全国青年总署德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他在任期期间对手下人十分严格，喜欢讲他们的不是。
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八糟。”这样，同办公室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位同事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公室前把文件整理好了，并清理了桌面。约翰逊又来到办公室时，一看原来乱槽槽的桌面变得空空荡荡，于是说：“我希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空荡荡的。”


一次在海上旅行，威灵顿公爵乘的小船遇上了风暴，有沉没的危险。船长匆匆赶到威灵顿的包舱，说：“我们就要完蛋了。”
威灵顿正想上床睡觉，便说：“那好，我就用不着脱鞋了。”


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八位总统阿尔芒·法利埃（1841--1913年）有一天访问了大雕塑家罗丹（1840--1917年）的工作室，看到屋子里到处都堆满了未完成的作品部件——头、手、脚、躯干，总统风趣的说：“天哪，这些人走路太不注意了。”



富尔顿第一次公开展示他发明的蒸汽船时，没有人相信这东西动得起来。两岸群众不断鼓嘈说：“动不了，动不了，绝对动不了！”没想到船一下子发动了，夹著蒸汽和鸣鸣声向前驶去。群众张口结舌看了好一会后，改口说：“停不了，停不了，绝对停不了！”



1944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日本造谣说，美国第三舰队的大部分军舰已经沉没，剩下的正在撤退。
美方太平洋舰队司令小威廉·F·哈尔西（1882—1959年）立刻回电反驳：“我们的军舰已经被拯救，目前已向日本舰队高速撤退。”


印度作家泰戈尔（1861—1941年）接到一个姑娘的来信：“您是我敬慕的作家，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敬仰，打算用您的名字来命名我心爱的哈巴狗。”
泰戈尔给这位姑娘写了一封回信：“我同意您的打算，不过在命名之前，你最好和哈巴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


赫鲁晓夫喜欢以农业专家自居。一次参观某集体农庄养猪场，发现一头病歪歪的小猪。农庄主席解释说这猪从小营养不良，养僵了。赫鲁晓夫当即说，把这猪抱到我家，保证两个月养肥还给你们。

赫氏回家怎么摆弄那猪也不长。情急下决定把猪处理掉。他在傍晚时分将猪放入婴儿车，准备推到莫斯科河边抛掉。谁知半路上偏偏遇上米高扬。
“赫鲁晓夫同志，散步哪。”
“啊……出来走走……”
“这是谁啊？”
“哦，是我……小外孙。”
“我看看。哦，多好的孩子，长得真像他外祖父！”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她在柏林当编辑时，一次收到一个青年习作者寄来的几首没有标点的诗，附信中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如用时，请您自己填上。”
冯达诺很快将稿退回，并附信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克雷洛夫生活很贫寒。一次，他的房东与他签订租契，房东在租契上写明。假如克雷洛夫不慎引起火灾，烧了房子必须赔偿15000卢布。克雷洛夫看后，没提出异议，而提笔在15000后又加上两个“0”，房东一看，
惊喜地喊道：“怎么150万卢布！”
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反正我也赔不起。”


美国五星上将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年）在他驻地的一次酒会后，请求一位小姐答应让他送她回家。
这位小姐的家就在附近不远，可是马歇尔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把她送到家门口。
“你来这里不很久吧？”她问，“你好像不太认识路似的。”
“我不敢那样说，如果我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我怎么能够开一个多小时的车，而一次也没有经过你家的门口呢？”马歇尔微笑着说。
这位小姐后来嫁给了马歇尔。


有一次，主人派伊索进城。半路上，他遇见一位法官。
法官严厉地盘问他：“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伊索回答说。法官起了疑心，派人先把伊索关进了监狱。
法官办完事，又到监狱来审问伊索。
“法官先生，要知道，我讲的全是实话。”伊索说，“我确实不知道会进监狱。”
法官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了。


当林肯正在擦他自己的皮鞋时，一个外国外交官向他走来。
“怎么，总统先生，您竟擦自己的鞋子？”
“是的。”林肯回答，“那么您擦谁的鞋子？”


柯立芝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发表了有名的声明：“我不打算再干这个行当了。”
记者们觉得话里有话，老是缠住他不放，请你解释为什么不想再当总统了。
实在没有办法，柯立芝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对他说：“因为总统没有提升的机会。”


德国大诗人海涅（1797—1856年）是犹太人，常常遭到无端攻击。有一次晚会上，一个旅行家对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竟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不动声色地说：“看来，只有你我一起去那个岛上，才会弥补这个缺陷！”


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和意大利音乐家、乐队指挥阿图尔·托斯卡尼尼（1867-1957年）是一对老搭档。每年圣诞节贾科莫都要给他的朋友送一块蛋糕。有一年圣诞节前夕，贾科莫同阿图尔吵了一架，因此想取消送给他的蛋糕，但为时已晚，蛋糕已经送出了。
第二天，阿图尔收到贾科莫的电报：“蛋糕错送了。”他便随即复了份电报：“蛋糕错吃了。”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很爱面子，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
“我父亲不喜欢参加婚礼和葬礼，”他的儿子有一次说道，“因为在婚礼和葬礼上他既不能作新娘，又不能作死者。”


在英国首相丘吉尔80岁生日茶话会上，一名年轻的记者对丘吉尔说：“首相先生，我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
丘吉尔拍拍记者的肩膀说：“记者先生，你这么年轻，身体又这么壮，应该是没问题的。”


一位贵妇邀请帕格尼尼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帕格尼尼接受了邀请。贵妇很高兴，告别时，笑着对帕格尼尼补充说：“亲爱的艺术家，请你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来的时候带上您的提琴！”
“这是为什么呀？”帕格尼尼故作惊讶地说，“夫人，您是知道的，我的提琴从不喝茶。”


奇妙的建议1848年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年）答复一位先生的提问的公开信。
那位先生的信是：“我有一个侄子是音乐家，他不知道怎样给他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写过那么多歌剧序曲，是不是可以给出出主意？”
罗西尼在他的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是：“……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条，连根绿菜都没有。
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威胁说：‘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甭想活着出去。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不让他尝到鹅肝大馅饼的迷人的香味……’”


一位意大利年轻作曲家，有一次请罗西尼听他演奏新作。罗西尼在听的时候，一连好几次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戴上，戴上又脱下。
年轻作曲家演奏结束后，问他为什么这样脱帽戴帽的。罗西尼回答说：“我有个习惯，每逢遇到老相识，总要脱帽招呼一下。”


一个十分自信的青年人夹着两大本乐谱，来找罗西尼。“指挥答应演奏我的两首交响乐中的一首，我想让您听一下哪一首好。”青年说着就坐在钢琴前弹给罗西尼听。罗西尼听了几小节以后，实在听不下去了，便走过去把乐谱合起来，拍着青年的肩膀说：“年轻人，不必弹了，我想，还是另一部好！”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年）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
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二位批评家相遇了。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批评家说。
“我恰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了路边。

这天，柯立芝正埋头办公，忽然一位崇拜柯立芝的夫人闯了进来，对
他前一天的演讲表示祝贺并说：“那天大厅里人山人海，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座位，一直站着听完了您的全部演讲。”
这位夫人用了带委屈的口气说了这话，显然想以此换得几句安慰话。
不料，柯立芝冷漠地说：“并不是你一个受累，那天我也一直站着。”


意大利音乐家帕格尼尼（1782-1840年）雇了一辆马车赴剧院演出，眼看就要迟到了。他请车夫快点赶路。“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帕格尼尼问道。
“10法郎。”“你这是开玩笑吧？”
“我想不是，今天人们去听你用一根琴弦拉琴（指帕格尼尼演奏他创作的一些G弦上的技巧艰难深的乐曲），你可是每人收10法郎！”
“那好吧，”帕格尼尼说，“我付你10法郎，不过，你得用一个轮子把我载到剧院。”


里根总统访问加拿大，在一座城市发表演说。
在演说过程中，有一群举行反美示威的人不时打断他的演说，明显地显示出反美情绪。里根是作为客人到加拿大访问的，作为加拿大的总理。
皮埃尔?特鲁多对这种无理的举动感到非常尴尬。面对这种困境，里根反而面带笑容地对他说：
“这种情况在美国在经常发生的，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可能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听到这话，尴尬的特鲁多禁不住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克罗夫特勋爵在英国陆军部供职。每当丘吉尔出外巡视时，曼克罗夫特就去首相官邪，在丘吉尔专用的大地图上标出
近阶段的作战形势，以便丘吉尔回来后，一看地图，就对局势一目了然。
一天，曼克罗夫特按惯例把地图放在内阁会议室的地板上，用彩色粉笔在上面标记。他把帽子朝天搁在身旁。这时，丘吉尔出乎意料地回来了。
他见有人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在标注地图，旁边还有个底朝天的帽子，便不声不响地摸出二个便士，稳稳地扔进了曼克罗夫特的帽子里。


在意大利作曲家M？路易吉？凯鲁比尼（1760-1842年）担任巴黎音乐学院督学时，有一位学生写了一个歌剧打算上演。
在试演该剧时，他邀请凯鲁比尼去观看，想看到权威的评价。
凯鲁比尼耐心地看完了一幕，又看了第二幕，但未作一句评论。
年轻的作曲家看着他如此专心观剧而沉默不语，紧张得在凯鲁比尼的包厢里进进出出。最后，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焦虑，问凯鲁比尼：“先生，您有什么话和我说吗？”
凯鲁比尼抓住他的手，亲切地对他说：“我可怜的小伙子，我能说什么呢？我已经花了两个小时听着，但你对我什么也没说。”


“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坏老婆的代名词。她是个心胸狭窄，性格冥顽不化，喜欢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的女人，常使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困窘不堪。
一次，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这么个夫人”时，他回答说：“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我如果能忍受得了这样女人的话。恐怕天下就再也没有难于相处的人了。”据说苏格拉底就是为了在他妻子烦死人的唠叨申诉声中净化自己的精神才与她结婚的。
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互相争论的时候，他的妻子气冲冲地跑进来，把苏格拉底大骂了一顿之后，又出外提来一桶水，猛地泼到苏格拉底身上。在场的学生们都以为苏格拉底会怒斥妻子一顿，哪知苏格拉底摸了摸浑身湿透的衣服，凤趣地说：“我知道，打雷以后，必定会下大雨的。”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1881—1936年)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
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一开始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
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平
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
担。
吃柿饼
有个农妇，，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
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
一个柿饼来吃吃。”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
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
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
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
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
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
平、周海婴的合照。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
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
‘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
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
扫地欢迎也。”
注:《铁齿铜牙纪晓岚》，围绕乾隆皇帝、权奸和王 和风流才子纪晓岚之间的矛盾冲突，演绎出一个个让人捧腹的故事，这其实也只是一种戏说而已。
被皇帝视为倡优
纪晓岚在乾隆、嘉庆两朝，虽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其真正的奉献，还是在文化上。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随着《四库全书》的编成，他学术上的贡献，可谓到达了顶点。至于参与国事决策，则未必有那么大的作用。乾隆一次喝斥纪晓岚的话，无疑道出了其中真相。乾隆对纪晓岚说：“我以你文学才能杰出，才让你总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实际上不过把你当戏子一般养在身边，你何敢妄谈国家大事。“事实上，纪晓岚大量的诗词歌赋，也不过是在庆典等仪式中，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趋时应景之作。其不登庙堂的大量笔记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等，反而广为流传。

个个草包与这个婆娘不是人 纪晓岚以机智诙谐而为人们所铭记。下面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次，和王 请纪晓岚为他的亭子题个匾额。纪定了”竹苞“两个大字。和王 高兴地制成匾额挂在亭子上。一天，乾隆皇帝到和王 府中来看到这个匾额，便对和王
道出了匾额的真意，他说这是骂你家个个草包哩。和王 因此怀恨在心，寻机报复。还真让和王
逮住了机会，纪晓岚因此被贬、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原来纪晓岚的儿女亲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库银，侍读学士纪晓岚在内廷值班时获悉此事，便派了一个人，带上一个用浆糊和盐封口的信封，信封内装少许茶叶，却没有写一个字。卢收到此信后，明白了“盐案亏空查（茶）抄”的隐喻，连忙转移了财产。查抄时，就查不到多少资财了。和王
派人侦察清楚此事，向皇帝告发，纪晓岚因通风报信被发配到乌鲁木齐。
一次，某官员母亲大寿，当事人请前来祝贺的纪晓岚写首贺诗。纪晓岚张口就吟了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在座的人一听，感到十分惊恐。纪晓岚脸不变色地读道，“九天神女下凡尘”。此语一出，大家不但悬着的心放下来了，还高兴得笑起来。谁料纪晓岚又吟出一句，“生个儿子去做贼”。一下子大家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纪晓岚却从容不迫地吟出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母亲。”一波三折，此诗一出，一时成为佳话。纪晓岚的聪慧、机敏、诙谐的才能，让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