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凉人
“我愿意跟着爸爸妈妈，不想呆在老家。”在安徽合肥火车站，9岁的王子轩拖着小书包，跟在父母的后面，从小就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他，只有在假期才会返回家乡宿州。他的父亲笑着说：“孩子带在自己身边放心些，相比于老家，合肥的教育资源也更好点。”（2月13日中新网）
看似不经意的一段话，却道出了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的心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些集聚着更多机会和资源的大城市，吸引着人们前来打拼。要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就难以兼顾陪伴孩子长大的养育功能，一些人无奈地“失陪”；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隐伏着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阶层的爱与痛。
父母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物理上的距离会带来心理上的距离感与隔阂感，造成亲子关系淡漠疏远。父母将子女托付给祖辈“隔代寄养”，也会让留守儿童存在学习状况令人担忧、心理健康难以保障等问题。“把孩子带在身边”作为一种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普通劳动者尤其是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劳动者在市场中的机会和待遇逐渐提高，生存生态得到改善，为“把孩子带在身边”提供了经济基础。尽管如此，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外来务工者依然只是部分人。当厚重的期望遭遇坚硬、冰冷的现实，“把孩子带在身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犹如一道无形的藩篱，制约着“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梦想成真。外来务工者在大城市“居者有其屋”很困难，即使租赁住房，为了压缩生活成本，也不会选择居住条件很好的房子。即使住房问题可以凑合、将就一下，“把孩子带在身边”依然面临着一些现实掣肘。父母忙着上班挣钱，孩子谁来照顾？脱离了原有熟悉的熟人圈子，孩子们能否融入城市生活？
“把孩子带在身边”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论是增加外来务工者的收入，还是让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更加顺畅、更加便利，抑或让外来务工者低门槛地享受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只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制度补血”与“弱势补偿”，让他们更有“获得感”，“把孩子带在身边”才会走出有心无力的尴尬。
那些能够被父母带在身边的孩子们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父母更多的守护、陪伴和关爱；在他们的身后，还有许多的“野草莓”散布原野。让普通劳动者得到更多的价值认同，让外来务工者的荷包更鼓一些，不仅需要他们的“自我救赎”，也需要公共部门和市场力量更多的体恤。只有多管齐下，外来务工者才会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在一起”，“把孩子带在身边”才能更多地梦想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