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曾巩和王安石同是唐宋八大家中的杰出人物，均青史留名，有趣的是王安石甚至预言到曾巩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建树，但将以杰出的文章在历史留名。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交往几十年，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的疏远分离，是他们各自遵崇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分歧，还是因为王安石“非前人过多”呢？本文将为你一一讲述。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才16岁。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他科场并不顺利。转年，王安石先登进士第。庆历四年，曾巩祖母卒，就州学。作《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曾巩作《再与欧阳舍人书》，言：“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

　　这期间，王安石在《同学一首别子固》和《答段缝书》，也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

　　这一时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职。庆历七年起知鄞县，很有政绩。皇佑二年，30岁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满离任。皇佑五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巩则多次参加科考都不顺利，感叹自己“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但这也是他也“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在学业上大有进展。而且文章名气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段时间王安石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官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名声也越来越响，而曾巩科场、仕途不如意，但却得以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两个人各有收获。

　　王安石长期的官员经历，让他对当代政治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巩则缺乏这种了解。此间，王安石作《赠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一方面仍然称赞曾巩的文章，另方面则看到曾巩的弱点，最后的两句话“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巩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为，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章家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一年，曾巩已经37岁。而王安石虽然比曾巩小两岁，已有11年的从政经历。不过，两年之后，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也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不久，曾巩得到欧阳修的荐举，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从此至熙宁元年，曾巩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员。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转年，上书仁宗皇帝，力主“变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视。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发动“变法”。对于熙宁新法，曾巩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变法问题上确有分歧，曾巩曾劝说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曾巩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对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虽为仁宗朝的官员，但他对仁宗时期的政治是相当不满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无事札子》，更认为仁宗晚年社会问题严重：“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当时，大多数士人对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曾巩也是这样。早在嘉祐二年，即曾巩登进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拟岘台记》，写：“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体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虽写的是抚州，但这也是对仁宗朝的观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巩做《范贯之奏议序》，更说：“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表现了对仁宗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