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能够穿越，你会选择哪个朝代？我的一位朋友他是这么选的，前提是他是一位文人，从来不做将军和英雄的梦。

北宋

他最向往的是北宋的前一百年，因为北宋有两条大规矩，太祖赵匡胤定的：一是言者无罪，二是不杀大臣。所以这一百年没有文死谏之说。

张贵妃是宋仁宗的宠妃，她曾借机为娘家人谋一个宣徽使的官职。宋仁宗的册封诏书都写好了，可包拯不同意。他长篇大论地陈数不同意的理由，越说越激动，吐沫星子喷了宋仁宗一脸。最后宋仁宗的册封也没成功。回宫后张贵妃又来劝说，气得宋仁宗一边擦脸一边说：“你就知道要宣徽使，你不知道还有个谏官叫包拯吗？”

在北宋做文人是出了名的地位高，那时候的文人能如此直言不讳、如此耿直，是因为相对风险小的太多。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大不敬”之罪，反正如果把那些文官放到康乾，虽然也是盛世，但估计被砍下的脑袋要多几箩筐。

北宋很有钱，文人很安全。

东晋

对于魏晋时代的名士风流，也许是最受争议的一种文人气质。说好的人，说他们每人都是一肚子学问，交流也很紧密，更为难得的是不为俗世眼光牵绊，任意挥洒放飞自我。说不好的人，说他们不过是嗑药、纵酒的各种“瘾君子”，用玄而又玄的言辞消极避世。

其实就是这一群人，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他们。

世说新语里有个故事，说王徽之某夜忽然想念戴安道。于是连夜冒着雪就出门上船。走了一夜，天亮了才到戴家。可王献之在戴家门口愣了一会儿神儿，没敲门，又直接吩咐人回家。仆人纳闷了，就问他，他说：我来是因为我当时有兴致，想来，现在回去是因为兴致尽了，所以就回去了，和见不见他没什么关系。

似乎当时的名士都有一种默契，讲究心照不宣，不解释。如果一条条都说清楚了解释透了就不是名士了。王徽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对于戴来说，又何尝不是已经来过了？

之所以是东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晋的渡江建立的南方政权有个很好的名词，叫“衣冠南渡”。我们不关心“南渡”延续了哪家王朝的统治，我们关心的是“南渡”延续了汉家的“衣冠”，也就是我们汉族的文化。

名士风流的大多数，也不是真淡泊，不是真无所谓。很多张扬而叛逆的方式，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个人品牌的打造。从古至今，文人们的一肚子墨水儿，都是要有出口才行。

若说艰苦创业，东晋差太远；若说文化传承，东晋有大功。

春秋

严格的说是春秋的中前期。典型的国君是宋襄公。而宋襄公最有名的是和楚国人进行的泓水之战。楚军强大，宋军却不肯“半渡而击”，最后宋军打败。但宋襄公觉得不冤：“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于是他称为后世人眼中的傻子，但那个时代这种傻子并不少。

比如子路，孔子的著名弟子，以勇力著称。可打斗时还忙着戴好帽子，“君子死冠不免”。于是君子死。还有更神奇的，晋楚邲之战中，晋军大败。楚军乘胜追击。追一半发现晋军有战车不跑了，于是下来个人问，“你们怎么不跑了？”“倒霉，车坏了。”于是楚军追兵就帮晋兵看战车，还教他们该怎么修。晋兵果然修好车，于是再跑，楚军再追。没多远又坏了，在修车，再等待，再逃跑，再追击。最后晋兵逃掉了，还在猛夸楚军：人家厉害，连逃跑都是人家专业。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义不义的不好评说，但在“礼崩乐坏”之前的春秋，即便是战争也是有规矩的。比如追击不得超过五十步，不能伤害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伤害侮辱对方将领等等。

换而言之，那不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时代，过程中的道德和仁义才重要。宋襄公并不傻，作为国君他需要展示出无所畏惧、堂堂正正、仁至义尽这些素质。否则，即便赢了一两场战役，他仍然无法成为霸主。

所以不要羡慕老外的素质高，中国老祖宗对素质的坚守是以生命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