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5日上午，一大一小两辆汽车开出延安。为首的是新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他的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三四四旅少将旅长。只见他身着戎装，肩上扛着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的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的肩章，显得格外英武。同行40余人，除少数女眷外，均为军人打扮，但有—‘*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却与众不同，他身着长衫，操湖南口音，自称姓胡名服，是徐海东将军的中校副官。

这位"副官’’不是别人，他就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他们此番远行的目的地是遥距延安数千里的华中敌后抗日战场，肩负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使命。

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向长江局发出指示，高瞻远瞩地号召华中地区党组织有系统地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和党员大批地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建立根据地。党中央把这一问题强调到“即使城市工作遭受影响也在所不惜”的高度，可见其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心是多么之大。

但是，当时的中共长江局并没有认真向下属各级党组织贯彻传达中央这一重要指示，致使我党我军失去了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这种情况，正如**在总结华中工作时十分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但是，**遗憾地指出：“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停止在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实施诱降政策。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逆变，于1939年1月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各地的**磨擦不断发生。

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既定方针，对付华中敌后日益复杂的斗争局面，中央决定**和徐海东于1939年秋天离延安赴华中，具体指导华中敌后斗争，开创华中抗日新的局面。

**有着多年白区工作的经验，由徐海东出面，他自己化装为随从副官，就是**出的主意。事实上，这一招还真管用。

汽车离延安后，当天就赶到西安。在西安城的西门，他们遇到国民党宪警的盘查。徐海东摆出将军的威风，国民党宪警不敢阻拦，他们这一行人因此而顺利抵达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徐海东以延安派出的军事检查团首长的公开名义，一路上少不得要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其他各色人等交涉。有**这位“副官”的悉心指点，徐海东不失分寸地在各种场合接见各种人物，恰当地发表各种意见，顺利地应付了一个又一个既要讲团结、又要讲斗争的场面。白天，**是徐海东身边一位毕恭毕敬的副官；晚上，当**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谈话时，，徐海东则是**一位忠诚而谦逊的学生。

车出洛阳城时，守城宪兵拦住他们，硬要车上人员接受检查，，并强行卸下随车装载的物品。箱子内藏有党的重要文件和电台零件，一旦被查出，后果不堪设想。

**对徐海东说：“看来，此事要劳你徐大将军的大驾了。”

徐海东见状立即下车，威风凛凛地走上前去，大发雷霆，严辞训斥国民党宪兵：

“谁敢动我的东西!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宪兵一看从小车中出来的是一位将官，连忙举手敬礼，但又禁不住心中怀疑，便指着**壮胆问道：

“他是什么人?”

“我的秘书，中校副官。车上统统是我的人!”徐海东威严地回答。

当宪兵得知面前这位将军就是当年威震鄂豫皖，后来又指挥直罗镇大捷的徐海东时，乖乖地让开道路，放他们通行。

就这样，**、徐海东一行一路风尘，越过豫中的叶县、舞阳，于9月底到达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10月中旬继续东进，于11月6日抵达豫皖苏边区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11月下旬继续东行，经颍上、正阳关，于12月初抵达皖东定远县，与张云逸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胜利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