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句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名言，语出梁启超《痛定罪言》的“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然而顾亭林从未说过这句话，在《日知录·正始》里只有一句类似的句子，叫作“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如果仅仅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来理解的话，似乎顾炎武和梁启超说得并没有区别，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理解顾炎武的思想，就会发现梁启超其实只是借顾炎武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垒而已。

顾炎武（1613—1682）是清朝学术的开山鼻祖梁启超：什么才是爱国？

《痛定罪言》是梁启超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发表了一篇散文，分为三段；

其一论条约已定，和议已成，不要再去说什么“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而是要面向未来，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其二论中国人之爱国精神，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大多都是口头爱国，在行动上还是以私人利害为先。北洋时代，朝政腐败，不少人都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的愤怒。在他们的内心中爱国是毫无意义的，一语及爱国，他们必反唇相讥，说中国虽未沦为异族之统治，但国民却不能像英属印度那样享有政治自由。他们生活痛苦，财产也不得保障，反而遭受重税的压迫，被专制教育所愚化，因而“吾不知有国之优于无国者果何在也？”

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爱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就如人人都爱自己的身体，但是如果身体失去了健康，患了癌症，日夜遭受病痛的折磨，那还不如但求速死。一个破碎的家庭尚且让人痛苦而逃离，一个腐坏的国家怎么不会让人产生“逝将去汝，适彼乐郊”的念头呢？

因此，梁启超认为爱国的前提是政治澄明、与民休戚与共，北洋政府需“洗心革面，改弦更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使人民稍苏复其乐生之心”，使病痛的身体恢复健康。接受《二十一条》的北洋政府所需补的“牢”正在于此。

其三则专论补救之法，梁启超认为中国一线之希望得以维系皆在“质直之老百姓”，而断送一线希望的必是“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指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故而呼吁国家中的中上层人士不要把过错推给政府，也不要以国民愚昧为借口，而是要勇于担责，敢于自新。这样举国上下才能团结一致，使政治澄明起来，使爱国者能感受到国的可爱之处，真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梁启超（1873—1929）认为“爱天下”就是“爱国”

这是梁启超对这句话的理解，在他看来，“天下”就是“国家”，“匹夫”就是社会中的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使国家政治澄明，尤其是“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都不要互相推诿，而是要勇担责任。

这句话在群众中流传的时候就出现了庸俗化趋势，变成了一个保家卫国的口号。虽然梁启超的理解已经很深刻的，但比较之下，顾炎武的理解更为广阔，包含着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超出了民族和国族的视野，上升到人类的层次。顾炎武：风俗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正始》位于《日知录》的第十三卷，此卷专门研究风俗对政治的影响。顾炎武认为历史上存在王朝衰败与风气堕落互相影响的趋势，春秋时尚有尊礼重信的风俗，战国时却已经变成了纵横诡诈的局面；西汉人轻视风俗，崇尚文章和谶纬，所以王莽改制、拂逆民意，却无一人敢反对，满朝皆是歌颂功德的谄媚之徒；光武中兴后，才重视风俗教化的建设，因此汉末虽然朝纲日陵，党锢屡兴，而名节之士前仆后继，“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

在《日知录·宋世风俗》里，顾炎武抄录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贵。”

《东轩笔录》又说王安石变法之后，风俗日衰，党争纷起。陆游的《岁暮感怀》也说：“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夷狄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风俗。”

这些抄录在《日知录》里的思想就是顾炎武所采得的“铜”，风俗教化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应放在优先的地位去实施。如果国家的勤俭美德丧失殆尽、清议舆论无法表达民意、为官不廉、举世无耻、人材不振、竟利之心不能息，互害之意不可制，那么就离亡国不远了。风俗的败坏与国家的灭亡

理解风俗对政治的影响之后，我们才能读懂《正始》的含义。所谓“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在位时的年号。顾炎武认为曹操崇尚法术，曹丕爱慕通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东汉的名节风俗已经被败坏了。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和王弼等首唱玄学，蔑礼法而崇放达，“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社会风尚从这时起，迅速的败坏下去。

在三国末期，嵇康还提出了“越名教而然自然”的观点，元康放达派则紧随其后，以醉酒清谈为高尚，于是风俗日非。西晋裴頠痛心于此，才写了《崇有论》，想借此来纠正风俗。但魏晋风俗就像司马氏政权一样，早已江河日下，因此顾炎武说：“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像嵇绍这样与司马氏有杀父之仇的人，不仅出来做官，而且还为司马氏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天下人不以为非，反许以忠臣，足见当时风俗之坏。

在风俗日非的社会里，司马氏之间也无视亲情而骨肉相残，最终导致胡人趁机入侵。彼时的大臣王衍犹酷爱清谈，等到石勒灭亡西晋后，他才哀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顾炎武认为风俗败坏其实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在《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里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至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王衍）之清谈，王介甫（王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王守仁）之良知是也。”他认为明末的士大夫清谈风气与阳明心学有关，阳明及其后学王艮、王畿、何心隐等人改变了宋儒格外物之理的探索精神，转向内心之良知，闭关自守、静坐参禅、清谈误国，重蹈正始的覆辙。因此顾炎武摒弃了清谈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

顾炎武吸取明末清谈误国的教训，提倡经世致用“亡国”与“亡天下”有什么区别？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就是政权的更迭，“亡天下”则是风俗的朽败、人性的丧失以及文明的沦亡。而且“亡天下”就是“亡国”的原因。

《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元年马懋才上书给皇帝，备言明末风俗朽败的一幕，他说饥荒年代，有一个叫冀城的地方，每天都有婴儿被遗弃在那里，弃婴在泥土中呼喊，吃粪便，往往第二天就死去；那时，路人如果独行，一出城门，便无踪迹。后来看到城门外有人煮肉吃，才知道之前失踪的人都被他们吃掉了。并说“小县如此，大县可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可见明朝政权灭亡之前，“天下”早就亡了。

由此可知，往往是风俗败坏、人性湮灭和文明倒退之后国家政权才会灭亡，所以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不趁早拯救风俗、导引人性向善，而是使其日渐野蛮、日渐无视生命、无视权利，则必将引起更大的破坏。“保国”重要还是“保天下”重要？

安史之乱，张巡为唐朝据守睢阳城，最终粮尽无援，于是他带头杀戮爱妾和奴仆来分食，但城池最终还是被攻破了。朝廷收复睢阳后，有人说张巡虽然保家卫国，但毕竟食人在先，不宜追赠。但张巡的朋友李翰、张澹等为他辩护，并说“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于是大家都原谅了张巡迫不得已而吃人的罪行，并且认为这是“划算”的。后来还有人以这为例子，用来证明为了使“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的人能够生存，应该允许他吃人，称这是“冷酷而冷静的理性”。

然而，这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的人，在他张口吃人的那一刻，文明就已经覆灭了。王阳明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文明难道需要这种千百年的禽兽来传承吗？吃人能够延续文明吗？他或许忘记了鲁迅说的——“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张巡保家卫国而“亡天下”

王夫之读《资治通鉴》看到张巡的事迹后，不禁感叹：“张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当张巡开始吃人时，天下就已经亡了，他所保的也就不再是天下，而仅仅是李氏的政权。王夫之认为，幸亏张巡跟他所吃的人一起死了，假如援军早到，他没有就义而是幸存了下来，并且受到唐朝的封赏，那么当他念及吃人的惨状时，能够不感到无地自容吗？他能够大义凛然的说道德是相对的，而他是正义的吗？

张巡犯的就是“过犹不及”的错，粮尽无援的时候，他只要杀身成仁、战死疆场，就已经尽职尽责了，却偏要吃人守城，不屑于他人的生死。

于顾炎武的理论而言，张巡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亡国只是一个政权的兴亡，是政客、肉食者们的分内事；而亡天下是整个人道沦亡，是父子相杀，母女成仇，朋友相食，种族绝灭，是人吃人的灭亡时代。在这种道德败坏、人道沦丧的时候，即使是匹夫也不能推却责任，普天下的人都要奋起去维护人道，要“杀身成仁”！要“舍生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