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三十五

自秦统一六国以来，中国便建立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至明清时中国的专制皇权达到了顶峰，而在历史过程中，某一朝代皇权对兵权的掌控程度基本上决定了该朝代皇权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就是说，当皇权与兵权相统一时，兵权支持皇权，皇权就能延续，而当皇权与兵权矛盾不可调和时，皇权就会失去其专制的统治权力。当然，皇权又不能取代兵权，不能变成与兵权是“同一”的，如果皇权与兵权合为一体，那么，就等于帝王把自己降为将军，国家便是实行军事专制，这便会弱化相权，压制谏议权，中央政府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也就会名存实亡，兵权专制将会窒息政治机制的活跃性，失去发展活力，使政权腐败，最终导致实力下降，从而加速王朝的灭亡。所以，在皇权与兵权的矛盾中，帝王要尽量使皇权与兵权统一，一方面要避免矛盾激化，防止武将利用强势的兵权夺权，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变成皇权并合兵权，变成军事独裁的统治。

历史上，有很多兵权与皇权矛盾的实例，当皇权无法抑制兵权，兵权过分强大时，矛盾就会激化，最后演变成朝代更迭，比如，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之后，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朝廷的兵权掌握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手里，周恭帝完全失去了对军权的掌控，不久，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派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站，赵光义、赵普等密谋造反，众将以黄袍加于赵匡胤身上，拥其为帝，赵匡胤称帝，之后，他率军回开封，守城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赵匡胤入城，掌兵权的继位将领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家取代了柴家，成了皇权新的掌控者，建立了宋朝。另一种状况是，当兵权与皇权出现矛盾，而兵权对皇权有威胁时，皇权便尽力抑制兵权，以强化皇权专制，比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在赵普等的建议下，赵匡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先是掌握了禁军，而后，请石守信、王审琦当出席酒宴，在酒宴上，劝众将交出兵权，第二天，石守信等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兵权，这即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担忧别的将领也会对他来一个“陈桥兵变”，所以，他必须夺将领的兵权。再如，汉初，刘邦称帝，封王封侯者一百多人，比如萧何、张良、韩信、彭越、英布、曹参、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人皆被封赏，但在被封的功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性王，打天下时刘邦靠这些兄弟们，但是，坐天下时就不一样了，刘邦担心异姓王中有人会有野心，会造成诸侯割据势力的崛起，这很可能会威胁到刘家专制政权，于是，他开始对诸侯王中掌兵权的进行杀戮，掌重兵又善战的异性王都先后被诛杀，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都被杀了。

在古代社会，皇权是专制政权的集中表现，而兵权是专制政权的延伸，但兵权并不是一直受皇权制约的，兵权有其独立性，“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兵权》）兵权如果掌握在皇帝不能控制的人手里，兵权便不受皇权控制，麻烦就大了。范浚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五代论》）这是对唐末五代以来皇权与兵权关系的总结。以现代的名言来说，即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柴宗训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于是，有了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抑制兵权，强化皇权，巩固专制，同样，刘邦杀戮异性诸侯王中的掌兵权者，达到强化刘氏天下专制政权的目的。皇权与兵权的矛盾在历史上可说是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那么，在皇权与兵权矛盾持续不断的历史上，是否有帝王能与武将建立和谐关系的？

确实也有，其典例的例子便是李世民与李靖的关系，在唐处的“贞观之治”时，盛世之中，帝王与武将关系相处得异常和谐。

唐太宗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他心胸宽广，对身边的文臣武将非常信任，连原本是敌对阵营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谋士）也能成为他最信任的谏臣，后官升至宰相。在李世民面前，文臣谋士敢大胆出谋划策，敢犯言直谏，极力辅佐君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武将能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奋力征战，视死如归。在唐初的文臣中，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这些著名大臣们与李世民也是同心同德，忠心不二。在武将中，李世民对程咬金、尉迟恭、秦叔宝等常信任非，而如果要说关系相处得最好的，但属与卫国公李靖的关系。

李世民画像

李靖（571年－649年），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早期在隋朝为官，李渊晋阳起兵后，李靖便跟着李渊父子，效力唐朝，从平王世充、窦建德，到战萧铣、辅公祏，再到灭东突厥，破吐谷浑，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第八，紧跟在功勋卓著的慰迟敬德之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与韩信、白起、孙武、吴起等名将列在一起。李靖是唐朝少有的出将入相文武大才，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巨大功勋。唐太宗曾给予李靖高度的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李靖一生荣宠，善始善终，他的一生，是真正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名人典范。

李靖画像

李靖早年就表现出军事天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他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他父亲李诠官至赵郡太守，李靖年轻时便常与舅父论孙、吴兵法，隋吏部尚书牛弘在李靖年少时就赞他有“王佐之才”。

李渊太原起兵，攻占了长安，李靖被俘，临刑前，李靖对李渊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气魄，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略，将他释放，他被召入李世民幕府，充做三卫。李靖跟随李世民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后来，协助李孝恭攻陷江陵，逼降萧铣，又领兵越南岭，达桂州，连下九十六州。李靖还协助李孝恭，屡献妙策，一起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之后，李靖被调往北方，先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后升任兵部尚书，兼任定襄道行军总管，多次亲自带领轻骑，突进敌方腹地，最后灭了东突厥。唐太宗时，李靖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

李靖剧照

李靖功成名就之后，很懂得知足而退，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十月，李靖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便以足疾诚恳请求辞任，唐太宗特赐一条灵寿杖，以帮助其疗养足疾，并特告如足疾稍好，每二三日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两个月后，吐谷浑进犯凉州，需有人领兵御敌，唐太宗认为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李靖是最为合适人选，可惜李靖足疾未愈，李世民舍不得让他上战场，此时，李靖虽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但他得知朝廷要选将远征吐谷浑之后，顿时精神振奋，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请求挂帅，领兵远征。这可谓是君臣默契，心有相知，唐太宗立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大军，与吐谷浑进行大规模激战，最终平定了吐谷浑。

李靖素来知人善任，识人极准，他对侯君集看得很清楚，侯君集是一员虎将，唐太宗让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李靖领旨后，却只教他一些普通常识的，并未教以兵法的精微之处，侯君集很不满意，上奏太宗，言李靖不授兵法精要，称李靖藏着兵法要领，将来必反，唐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回复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处斩，事实证明李靖的预见是准确无误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当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隆重安葬，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设建如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犹如汉朝汉武帝表彰卫青、霍去病一般。帝王与武将的关系如此亲密，如此坦诚，如此惺惺相惜，确是十分难得，史上并不多见。

李世民胆略过人、能征善战，他不像其他帝王一样，当现成皇帝，唐王朝有一半以上的江山，是他亲自领兵征战而打下来的。李世民是唐军杰出的军事统帅，唐朝建立前，他围攻洛阳，逼降王世充；战虎牢关，俘虏窦建德，战功卓著。李世民是创造很多战场奇迹的常胜将军。同样经历许多战争，同样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作为帝王的李世民，与作为李世民最得力军事统帅的李靖，自然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对于战事的认知，对于军事韬略思考，在很多方面是相知相慕的，他们有沟通不完的话题。

李世民与李靖这两位君臣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问题，经常交流对军事韬略的看法，而他们关于军事、兵法问题的讨论和问答，就形成了著名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是唐初的著名将领，而李世民在唐立国前，是唐军杰出的军事统帅，他们不仅经历几十场战斗，属于实战型领兵将军，而且，他们还是熟知兵法的军事谋略家。据说，李靖曾收集过很多兵学著作，可惜，到了宋代，兵书多数都遗失了。幸运的是，唐宋之际，有懂兵学的人，辑录了唐贞观时期李世民和李靖的事迹，编成了《李卫公问对》，宋神宗元丰三年（1018年）《李卫公问对》被钦定经典兵书，收入《五经七书》。

在《李卫公问对》的上卷，记述了唐太宗与李靖坦诚而深入地讨论兵法中的奇正问题，李靖详细分析奇正关系，认为“奇正相变，循环无穷”，归其一点便是“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李靖说，虽然用兵在于出其不意，常讲出奇制胜，但在预备阶段却应该“教正不教奇”，“正”是根本。显然，在李世民面前，李靖能熟练地讲解奇正之道，并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一方面表明他对兵法谙熟于胸，并能结合实战而总结成理论，是有韬略的军事统帅，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常和谐，一个武将能与帝王语重心长地讨论兵学，足见其关系非同寻常。

在该书的中卷，李靖展开讨论了很多兵法问题，包括虚实、主客、阵法等等。他认为，虚实、主客归根到底是奇正问题，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问题，在战场上，占居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抢先才有优势。在讨论阵法时，李靖分析了军制，他结合诸葛亮的八阵法进行分析，并对八阵法进行改进，新创了“六花阵”。在他看来，阵法的本质在于以正御奇，以有备应无备。他把孙子的“兵，诡道也”的思想应用于分析“五行阵”，强调“兵形象水，因地制流”。

在该书的下卷，李靖将所讨论问题进一步展开，既谈论兵法理论，又讨论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问题。李靖在评论古人得失时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如，他对于汉高祖善将将之说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刘邦跟项羽一样都不善于将将，而刘邦之所以能获胜，在于有张良和萧何的得力辅助，张良是高瞻远瞩的谋略家，他劝刘邦不要立六国之后为诸侯，此计策十分重要，刘邦依计而行，避免了分权分裂和战乱重起；而萧何是十分称职的后勤部长，他能持续不断提供钱粮军需，使刘邦屡次扭转局势。此外，对于唐朝的开国元勋，李靖也坦诚进行评价，他大胆直接地对李勣、李道宗、薛万彻、长孙无忌等的得失作出客观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为唐太宗提出了一条别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建议，他建议太宗废免大将李勣，然后让太子再起用他，使李勣对太子能感恩载德，以知恩图报。如果不是非常亲密的君臣关系，李靖是断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本来，李靖与李勣的关系非常好，李靖曾把兵法传授给李勣，两人算是有师徒之谊，而李靖对唐太宗有这样建议，不仅表明李靖对李世民的尽责尽忠，而且，也反映出李靖不是一般的武将，而是在政治上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虽然说《李卫公问对》是后人编写的，书中对唐太宗和李靖对话的记述是否完全真实还有待于考证，但是，书中所记载的君臣如此的对话能流传下来，并被广泛接受，这至少表明，李世民与李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其真实性是被认可的。历史上，由于皇权与兵权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帝王和武将的关系基本上是扑朔迷离的，暗藏着玄机，而在贞观盛世，大唐皇帝李世民与军事统帅李靖能有如此亲密、协调、坦诚的关系，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们的关系，堪称帝王与武将关系的典范。

上述曾说过，在唐之前，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默许吕后杀掉开国第一大将韩信，后来，刘邦还杀了其他武将如彭越、英布等，成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典型事例。

唐之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诛杀的开国功臣就更多了，徐达被钦命吃蒸鹅害死，朱文正被囚禁死于狱中，傅友德被赐死，廖永忠被残杀，冯胜被列入蓝玉案赐死等等，明初，帝王与武将的关系水火不相容，演绎了明王朝初期的惨剧。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相对来说，处置武将的方式稍好一些，他没有杀功臣，但对将军们手握兵权十分忌讳，生怕手握重兵的将领也学着他重演“陈桥兵变”，所以，他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迅速接除了大将的兵权，让那些开国大将如石守信、王审琦等，提前养老，这一夺兵权的手段相对高明一些，但依然是“过河拆桥”的阴招，他疏远了支持他“黄袍加身”的将领们。

与刘邦、朱元璋，甚至赵匡胤等相比，唐太宗李世民与文臣武将的关系要好得多，特别是与李靖的关系，能处理得如此之好，实在是非常可贵的，李世民称得上是少有的明君，他胸怀开阔，诚以待将，与武将能肝胆相照，非常难得。李靖与起韩信、彭越、徐达、冯胜等相比，遇到了李世民，是十分幸运的，他长期兵掌兵权，屡受重用；他身为大将，能成帝王知己，相与论兵法，为其出谋划策，他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荣耀谢幕，成了非常完美的大唐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