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以后，政治思想，可以说是消沉的时期。这（一）因异族压制，不敢开口。（二）则宋明的学风，流行数百年，方向有些改变了。学者对于（A）国家、（B）社会、（C）个人修养的问题，都有些厌倦，而尽力于事实的考据。考据是比较缺乏思想的——固然，考据家亦自有其思想，但容易限于局部，而不能通观全体。而且清朝人所讲的考据，其材料是偏于古代的，所以对于当时的问题，比较不感兴趣——如此，政治思想，自然要消沉了。

静止的物体，不加之以外力，固然不会动，但是苟加之以外力，外力而苟然达到相当的程度，也没有终于不动的。西力东侵，是中国未曾有的大变局。受了这种刺激，自然是不会不动的。所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发皇，实在我们感觉着外力压迫之后。

感觉到外力压迫之后，我们的政治思想，应该怎样呢？照现在的人想起来，自然很为简单，只要舍己之短，效人之长就是了。但是天下事没有如此简单。须知西力东侵，是从古未有的变局，既然是从古未有的变局，我们感觉他，了解他，自然要相当的时间。须知凡事内因更重于外缘。同一外力，加于两个不同的物体，其所起的反应就不同，这就显得内在的力量，更较外来的为重要。所以我们在近代，遭遇了一个从古未有的变局，而使我们发生种种反应。当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发生如此样子的反应呢？这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将内在的情形，详加探讨，然后才能作答。我们内在的情形，却是怎样呢？

第一，中国因（A）地大，（B）人多，（C）交通不便，（D）各地方风气不同，（E）社会的情形也很复杂，中央政府控制的力量有限；而行政是依赖官僚，官僚是无人监督就要作弊的；与其率作兴事，多给他以舞弊的机会，还不如将所办的事，减至最小限度的好。这是事实如此，不能不承认的。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理论上，是只能行放任主义的；而在事实上，却亦以放任主义为常，干涉主义为变。——变态就是病态，人害了病，总是觉得蹙然不安，要想回复到健康状态的，虽然其所谓健康状态的，或者实在是病态。但是彼既认为健康状态，觉得居之而安，就虽有治病之方，转将以为厉己了。从来行干涉主义的，每为社会所厌苦，务求破坏之，回复到旧状以为快，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中国是只能行放任主义的，但在人们的思想上，则大不其然。

中国思想的中心，是儒家的经典，所称颂的，是封建制度完整时代。此时代的特色，是（甲）大同时代社会良好的规制，尚未尽破坏，（乙）而君主的权力也较大。人民受儒家经典的暗示，总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相生相养、各得其宜、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的黄金时代，而此种时代，又可借政治之力以达之，所以无形之中，所责望于政府者甚深。以上所述，是老死牖下，和实际政治无甚接触，而观察力也不甚锐敏的读书人。若其不然，则其人又容易受法家的暗示。法家所取的途径，虽和儒家不同，但其所责望于君主者也大，所以有实际经验，或观察力极锐敏的政治家，对于政府的责望，也总超过其实际所能的限度。

第二，在实际上，君主专制，是行之数千年了，但在理论上，则从来没有承认君主可以专制。其在古代，本来是臣有效忠于君的义务，而民没有的。反之，如儒家所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理论，则君反有效忠于民的义务。此等思想，虽然因被治阶级之无能力，而无法使之实现，但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试看从来的治者阶级，实际虽行着虐民的事，然在口头，从来不敢承认虐民，不但不敢承认虐民，还要装出一个爱民的幌子，便可知道。立君所以为民，这种思想，既极普遍，然则为民而苟以不立君为宜，君主制度，自然可以废除。这只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从前所以不敢说废除君主，只是狃于旧习，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无君便要大乱；因为国不可一日无治，既要有政治，即非建立君主不可。——现在既然看见人家没有君主，也可以致治，而且其政治还较我们为良好，那么，废除君主的思想，自然要勃然而兴了。两间之物，越是被人看得无关紧要的，越没有危险。越是被人看得重要的，其危险性越大。中国的君主，在事实上是负不了什么责任的，然在理论上，则被视为最能负责任，最该负责任的人，一切事情不妥，都要归咎于他。这样的一个东西，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时，其危险性自然很大。

第三，中国人是向来没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对所谓国家和天下，并无明确的分别。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平天下。这固然从来没有能做到，然而从来也没有能将国家和天下，定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说我先把国家治好了，然后进而平天下。质而言之，则中国人看治国和平天下，并不是一件极大极难的事，要在长期间逐步努力进行，先达到一件，然后徐图其他的——若以为难，则治国之难，亦和平天下相去无几。总而言之，没有认为平天下比治国更难的观念。因为国就是天下，所以治国的责任，几于要到天下平而后可以算终了。这种观念，也是很普遍的。世界上有哪一种人，哪一块地方，可以排斥于我们的国家以外，（A）我们对于他，可以不负责任，（B）我们要消灭他们以为快，这种思想，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的。中国人总愿意与天下之人，同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天下的人，同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中国人总欣然接受。

第四，确实，在从前也没有一个真正可称为国家的团体，和中国对立。但是和中国对立的团体，就真个没有了吗？这个自然也不是的。这个对立的团体，却是什么呢？那与其说是国家，无宁说是民族。本来国家是一个自卫的团体。我们为什么不和他们合一，而要分张角立，各结一团体，以谋自卫呢？这个自然也有其原因。原因最大的是什么？自然要说是文化，文化就是民族的成因了。中国所谓平天下，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同化之，使之俱进于大道。——因为中国人认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的——所以和别个民族，纷争角立，是中国人所没有的思想。但在事实上，（A）他们肯和我们同化，自然是最好的。（B）如其不能，而彼此各率其性，各过各的安稳日子，那也不必说他。（C）他要来侵犯我们，那就有些不可恕了。（D）他竟要征服我们，那就更其不可恕了。理论上，中国人虽愿与天下各民族，共进于大道，但在事实上则未能。不但未能，而且还屡受异民族的迫害，甚而至于被其所征服。这自然也有激起我们反抗思想的可能，虽然如此，中国人却也没有因异民族的迫害，而放弃其世界大同的思想。中国人和人家纷争角立，只是以人家欲加迫害于我时为限。如其不然，中国人仍愿与世界上人，共进于大道，共臻于乐利；压服他人，羧削他人，甚而至于消灭他人的思想，中国人是迄今没有的。

由第一，所以有开明专制的思想，这是变法维新的根源。由第二，所以民主的思想，易于灌输。由第三，所以中国人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由第四，所以民族主义，渐次发生。

这是近代政治思想的背景。

摘自《吕思勉史学经典·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