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诗鼓舞了我很多年。这句诗的作者汪国真，今天早晨走了。汪国真的诗影响了许多人。上世纪90年代末，我鲁西南一个小县城读书。考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求学的艰苦程度，除了可以吃得饱以外，与少平当年上高中时很类似。那两年，我在日记本的每一页的底部空白处，都写着这句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后来，还这样写过另外一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汪国真的诗给我的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抚慰。其作用，非人们如今常说的“心灵鸡汤”可以形容。而那个艰苦的年代，其实是一个单纯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我，或者说我们，相信未来美好。尽管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尽管脑中无法描绘出未来生活的样子，仍然不会感到迷茫。后来，中学时代心中的“远方”终于抵达。在大学校园里开始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中文系生活之后，便再没有读过汪国真的诗。再后来，做了新闻工作。在长期追问真相或者结论先行的新闻写作中，习惯于遇人遇事先打问号。极度讨厌说教，拒绝一切心灵鸡汤。更不用说从前曾如口号般的那些励志诗句。如今，那个曾经写出于我而言如同灯塔一般诗句的诗人汪国真走了。作为一名人们眼中的文艺女青年，我自是知道诗歌界、评论界对汪国真是有争议的。甚至如我一样被其诗句强烈鼓舞过的青年，亦不好意思提及我们曾经喜欢，曾经抄写和传诵那些诗。可是，在这个诗人走了，人们纷纷写悼念文章的日子里，我忽觉豁然开朗。仍是借用诗人的话，来表达我对诗人的怀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方。人们对汪国真的争议，一般有两点：一是其诗歌的肤浅。虽然其诗上口、励志，却没有那种回味绵长的感觉，没有融入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若从诗歌价值、文艺理论来说，或许真的如此。但假如把写作还原到一种工作，一个工种的话，其实诗歌深刻与否都很正常。文学的魅力总与残酷相伴，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都是作者用生命写成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不少颠沛流离，曹公一部《红楼梦》伴随一生凄凉，张爱玲诸多作品背后是与家人、朋友关系的淡漠。与他们相比，汪国真的诗歌，倒更像是“站着说话”，口号似的语言虽然华丽，一时令人激动，却很难让人看到作者本人的存在，看不到其真正的喜怒哀乐。或者说，人生很苦，这个写诗给我们看的人，只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苦，可他自己苦不苦，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知道的是，事实上他不苦。然而，若仅把汪国真当成一个普通人，不把写尽生命本色的使命加到他的身上，一个人写出这样的诗句，其实也很厉害不是吗？一个人用这样的诗句影响了一代人，其实很伟大不是吗？一个人用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很好不是吗？世界太拥挤，人生太残酷，世界从来不缺少把残酷和悲伤展示给我们看的人。所以，我们又何必对于这个不展示悲伤的汪国真这么刻薄呢？没有谁有资格要求一个人写尽时代。二是汪国真后来给官员写序，给店铺写牌匾，似乎是害怕被时代遗忘，被人们冷落。热闹过后的落漠是真落漠，辉煌过后的不甘是深切的不甘。在“汪国真时代”结束之后，人们得允许一个人失落。给官员写序也好，给店铺写匾也好，虽然谈不上高尚，却既没伤天害理，也没伤害他人。不过是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特长，做的一些利人利己的事而已。只不过，或许因为他曾那样深刻地影响过我们，他曾是我们心中神一样的存在，我们看不得他做这样“没品”的事，这种看不得的背后，其实是我们深切的期望和关心。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汪国真承担不起或者根本没想承担起我们这种期望。或许对于汪国真来说，他从未把诗歌当成自己的使命。他经历过15岁就在工厂做工的艰苦，然后突然考上大学感受校园漫步的幸福，他对于生活一直是满足的。他是成功学的追求者，他写诗是因为有一定天赋却也因为机会垂青。而一旦写出名，继续写下去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延续的成功，一如我们如今的所谓“策旦罚测核爻姑诧太超咖划”。你能指望策划一个活动，策划一本书去投入感情，融入骨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诗人汪国真，诗歌风格一直未变。一旦时代改变，这种风格不再被广泛地喜欢，他就开始追逐别的了。而且还小有成就，书法作品成为“国礼”，写歌词也小有建树。从汪国真后来的走向和成绩看，他并不执念于诗歌，但十分执着于生活。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去尝试更多的可能并获得一定的成功。而他后来的路，其实也印证着他的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或许我们从来没有读懂汪国真。因为他的远方，根本就不是诗歌。但我们仍然可以表达对他的尊重，不是对一位诗人，而是对一个人。他这一人伴着辉煌和争议，终是到达了他的远方。